《百年苏纶》：
时过数月，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由商人费承荫接租两厂，缔约租期订约5年，每年租银为5万两，且按章先缴后办，这样才能交付股东的股息，但利息由原定的七厘改为三厘，盈亏与他人无涉，云云。
费氏接租之事，当时江苏巡抚恩寿向光绪皇帝作了报告，可见朝廷一直关注着苏纶的命运。
费承荫租办后，不到一年时间，时局发生变化。
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忙于战事，无暇顾及棉纱的生产和输出，因而我国洋纱进口骤减，给国产棉纱畅销提供了空间，加上费氏的经营管理远比祝承桂的官僚方式要高明得多，所以获利颇多，不仅扭转了历年亏本的局面，而且每年支付租银5万两外尚有较多余款。
费氏在厚利的刺激下，见发展纺纱业有利可图，便在1905年4月增添资金57000两银，添购英国道勃生厂当年制造的4368枚纱锭的全套纺纱设备，扩大再生产。
此时，苏纶厂的纱锭已从原来的18200枚，扩大到22568枚，生产规模扩大了近四分之一，并且日夜开工，产量骤增，销售渠道十分畅通，所获利润也是前所未有的。据1906年《关册》记载：“闻苏纶纱厂获利颇丰，可为历史之冠”，“所出之纱，均在本省内地销售”。
于是苏纶日夜开工，营业大振。因此，引起了不少人的觊觎，也给费承荫带来了不少麻烦。
首先，股东们见到费氏有了获利，就急吼吼地屡次提出要求加息，费氏依照合约改息条款，当然没有同意。之后，苏属的股东们又生一计，推举张履谦（又名月阶，三品衔户部郎中）等人与费氏交涉，并突然提出要收回自办。
费承荫以租期未满为由，不同意股东收回自办。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股东们见提出的加息与收回自办的意见均被费氏一口回绝，便找出许多不是理由的理由纠缠费氏，甚至对费氏恶意中伤。
费承荫在无奈之下，只得禀报农工商部：“租期未满，厂务稍有起色，群起攘夺，请为立案饬行保护。”并附有当时他租办时的一批文件资料。
农工商部接报后，极为重视，即委派上海商会总理曾铸数次来苏调解，以平息争端。经过一番调解后，曾铸将情况回复商部，明确指出：“费承荫向商务局订立租约以五年为期，此时若失信商人于理恐有未合。” 农工商部在曾铸的汇报上批复：“不同意股东随意中途提出自办”，“待费商租约期满后，再由股东们商议收回自办”。
至此，近三个月的费、张争执一案，终于尘埃落定。
股商收回自办 至1908年，租期已满，费承荫认为股东言而无信、不守合同，因此无意续租，而股东正有收回之意，因此顺理成章地收回了苏纶。在交接时，股东们备款55000两银收购费氏所添的机器设备，并偿还祝氏承租时所欠德商的借款，同时聘请张履谦、吴本善为正副经理。
踌躇满志的股东们，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振苏纶山河。
从这时起，苏经、苏纶两厂开始了“股东收回时代”。
是年7月，官商进行交接，商股正式接收苏纶、苏经两厂，暂定周廷弼为总经理。
紧接着，周廷弼召开了第一次股东会议，制定了公司章程，确定公司名称为“商办苏经苏纶股份有限公司”。显然，这时的两厂已经从原来的官督商办，完全蜕变为商办的性质。
收回自办后，股东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厂房，有机器日夜运转，就能坐收红利财源滚滚。其实他们的想法太过天真与幼稚。
收回自办后不久，股东们就面临流动资金贫乏、设备陈旧亟待修缮等问题，欲招新股40万两，结果情况不妙，只集得14万两。收回自办前，按规定需归还藩库银6万两，九折承买费承荫添建的厂房等，因资金贫乏，难以应付而陷入困境。加上此时股东之间出现了矛盾，互相倾轧，致使企业入不敷出、亏损严重。
在一片埋怨声中，两厂总经理周廷弼陷入困惑之中，只得自行退位。
之后，两厂股东在苏州商务总会进行选举，选举王同愈为总经理，王驾六为协理，以及董事员、查账员等一俱人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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