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萧条时期，一些国家大批城市工人为避免失业被迫接受一些知识、技能的训练，但仍得不到充分利用这些知识、技能的工作，从而使其生产率远低于潜在的生产率。针对这一现象，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提出隐性失业(Disguised or Concealed Unemployment)的概念。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他1954年的《劳动元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Lewis，1954)，进一步用隐性失业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那些边际生产率为零的过剩劳动力的就业现状。后来，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 Rodan)把这一概念引人发展经济学中。从此，隐性失业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术语，它指工业化过程中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而没有影响到农业产出的那部分边际生产力等于或小于零的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在隐 性失业的状况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不仅量上不匹配，而且在质上也不相适应，只有形式的结合而不是实质上的有效结合。显然，隐性失业的特点是，从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目标来看，他们是剩余劳动力；从劳动力市场上来看，他们始终存在劳动力实际供给的愿望，有时会从谋求第二职业来显现。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即是否存在隐性失业)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们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认为: 在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中，资源的配置是完全有效率的，通过重新配置农业生产中的各生产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增长，因此不能说其中劳动力有过剩现象。刘易斯却认为: 发展中国家一般有较为庞大的传统农业部门，并且吸收了大量就业人口。过多的就业人口使得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或几乎为零，有些情况下甚至为负。他将传统农业中的这部分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的劳动力称为农业剩余劳动力。
目前，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倾向于刘易斯的观点，即承认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美国经济学家森(Sen)在其经济发展两阶段的模型中指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延长其他滞留在农业里的劳动力的工作日，当工作日延长到一定限度时，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就会使农业产量相应减少，这时，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就基本上不存在了。表现在整体经济体系中，就是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再也不是无限供给的了，劳动力供给曲线就会向右上方倾斜，这时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但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仍处于第一阶段，即传统农业中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怎样解决隐性失业问题，怎样运用低质劳动力问题，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中都包含有这些问题。早期的发展文献常说， 量人所从事的工作，对国民产出的增加毫无贡献。强调这一思想，并以此作为对发展进程分析基石的经济学家是纳克斯(Nurkse，1953)和刘易斯(Lewis，1954)。纳克斯将剩余劳动力向更具生产性用途的方面重新配置，尤其是向劳动密集的建筑项 目转移，视其为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刘易斯所设想的劳动力再配置过程与此相似，只不过他把“资本主义部门”，主要是工业，描述为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在两位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几乎是无成本的，尽管他们也谈到了如何从农业部门获得劳动力再配置所需要的食品问题。现代经济增长不仅包含了人均产出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还包含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当然这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发生的。众所周知，经济结构的变化就是农业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和工业及服务部门劳动人数的上升。在工业部门内部还存在着结构变化，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通常以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起点，如制鞋制衣等，然后转向更加复杂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如石油化工和汽车等。
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很突出，农业中积淀了大量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的劳动力。相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而言，中国农村人口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过高，就业与提高生活水平都有困难，因而农业劳动力剩余又是一种缺乏经济与转移基础的“空悬劳动力”。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人口每年若增长1%，要想保持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下降，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得维持在4%以上。中国在 1952—1975年的23年间，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1%，但经济平均增长率却只有6%(以国民收入计算)。农村的情况则更为严重，1949—1978年， 农村人口增长率高达 2.07%，但农业国民经济增长率只有5.56%。因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农村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剩余。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现象。此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被称之为“外流劳动力”，在20 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盲流”，在20世纪90年代被称之为“农民工”，一直沿用至今。
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流向城镇，究其原因，是比较利益的驱动(刘正鹏，1987)。比较利益的驱动又分为产业比较利益的驱动和地区比较利益的驱动。 产业比较利益的驱动。农民首先感受与关注的是农业比较利益与非农业相比，与城市二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均偏低。据对住户调查，1993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为2.6:1。如果加上城镇居民的各种补贴、社会福利和住房补贴等，在农民收入中扣除各种不合理负担后，实际的城乡差距可能达到4倍以上。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增长之比，1981年为2:1，1983—1984年为1.7:1，1986年为1.95:1，1987年为2:1，1990 年为2.2:1，1993年为3.1:1。城市20%的高收入户与农村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之比，高达十多倍。造成这种收入差距与扩大趋势的原因之 一，是农副产品价格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剪刀差(参见《燎望》，1995年第10期)。农业比较利益偏低是一种客观存在，当农民意识到这一点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离农倾向。这种利益觉醒现象在许多年内从城镇附近波及到更多的穷乡僻壤。
地区比较利益的驱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早已存在，东中西梯度长期没有改变，有时还有继续扩大之趋势。地区性收入差是民工潮涌动的另一基本动因。1985—1991 年，中国东部和中部两个经济带使农村人均产值差距从452元增加到1858元，东部与西部的“档次”拉得就更大。不管是贫困还是已经仅够温饱的中西部农民，都受到东部相对的高收入的吸引，纷纷到沿海地区“淘金”。乡镇工业发达的地区，也有少数人流向外地城乡。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是他们在外地城乡可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西方古典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 现代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如果用现代推拉理论来解释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外流，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自由选择迁移是否存在，这一点已经被许多研究所否定。事实是，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缺乏流动的自由，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则部分地得到了流动的自由。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随着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这种自由不断扩大。只要农民有了一定的自由(并不一定需要完全的自由)，现代推拉理论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区域性流动，就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总之，现阶段中国农民外流的推力是农业低收入、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缺乏、对本地社会条件满意度低等多种因素。
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流向城镇，究其迁徙的形式，属于连锁迁移(刘正鹏，1987)。 目前，世界上的国际移民高潮已近尾声。国内移民的高潮，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向城市迁徙大大变慢甚至停止。在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流 入城市的过程正在加速。我国“农民工”进城与其他国家的国内移民现象相比，共同点之一就是连锁迁移，即移民本人不仅通过先行的移民而获得就业信息，而且还接受了先行移民提供的就业、住宿等方面的实际帮助。正是这种连锁迁移，才形成了蔚为壮观与持久不断的“移民流”。第一次来到都市的青年惊喜地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工作不好找，但也有可能找到；赚钱不容易，但也有人赚到了。年终风尘仆仆地回到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不仅口袋鼓起来了，还知道那么多有趣的事。他们成了当地人心目中的“英 雄”，引来了许多羡慕的目光。“空手而出，抱财回家”“三百万川军闯天下，一年赚回五十亿”“劳务大军又添劲旅、赣军已达一百五十六万”，中国中西部省份的传媒春节前都以这样欣喜、兴奋的语调报道农民工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好处。劳务输出已成为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于段，当地将此作为一项产业来抓。这种舆论导向和外出打工者“衣锦还乡”的活广告，无疑把民工潮源头的闸门又提升了几级。春节一过，外出打过工的又要走了，没有外出打过工的也想跟着走。这样，一带一，一带二，滚雪球般的示范效应就产生了。当时的“移民流”被人们称之为“民工潮”，也正是这种连锁迁移，才形成了许多来自农村的同乡劳动团体与同乡群居村落。例如，南京有“河南村”“安徽村”等，北京有“浙江村”等。可见，许多农民加入“民工潮”的纽带是地缘与亲缘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十多年来，有许多学者就研究了中国大陆农村有多少剩余劳动力(刘正鹏，1987；宋林飞，1996；许伟等，1993；张佳龙等，1993；高双，2010；成丽丽，2006；陆学艺，2002)，但由于受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及一些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学者们对剩余劳动力概念的认识的不一致，使用的估算方法与数据也不尽相同，造成了估算结果的分歧较大，估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5000万人到2亿多人不等。 虽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还缺少权威性的、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实证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正在转移到其他部门，揭示着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农民工涌向建筑行业、制鞋制衣行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型，石油化工和汽车等复杂的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就业人数迅猛增加，同时也有许多转向服务行业。
中国农业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取决于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多少，并是否转移完毕了。所以本书主要讨论两个问题：
(1)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数量的测算与估计。
(2)如何判断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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