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半生悲歌我较早地读过穆旦的诗。但我不知道穆旦就是查良铮。我认识查良铮是50 年代前期，他由美国回到南开大学任教时。但也不知道查良铮就是穆旦。因为他的夫人周与良和我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她读生物系，我读历史系，彼此的距离很容易拉近。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同为“棚友”，结成“一对黑”，共同承担刷洗游泳池的劳动。休息时蹲在墙脚旁聊家常，我才把查良铮和穆旦合而为一，并更了解了他的家世、事业和性格。穆旦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30 年代已有诗名。40 年代，远涉重洋，赴美留学。50 年代，回南开大学任教。不久就步入坎坷不断的岁月。他虽身处逆境，但一直孜孜于他所喜爱的翻译事业。可惜，他以将及下寿之年，便带着一丝才犹未尽的憾意离开了尘世。但是，他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毫无二致地得到身后名。特别是近几年，穆旦和他的诗日益为人所注目，也有人写有关穆旦的文章。穆旦的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甚至在世纪文学的排行榜上也列在前面。这不能不引起我去读一些有关他的文章。其中大多以谈穆旦的生平和评价其诗和译著为主，对研究穆旦的诗和译著颇有参考价值，但总让我感到把穆旦的生平写得一帆风顺而不写坎坷一生，显然有点对不起穆旦似的。最近，我又读到一篇写穆旦生平的长文。文章写得较全面，也流畅可读。不过对穆旦一生中所遭遇到的噩梦却一笔带过。我认识这位作者，曾当面问过。作者表示不愿再触及穆旦的不幸，用心固然良善，但却把穆旦的人生历程割掉一半。幸亏有《穆旦诗全集》的编者李方为穆旦编写了一份年谱简编，比较完整地记述了穆旦的一生，而某些厄运细节仍未见详述。穆旦所遭的厄运，我都耳闻目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某一时期的遭遇，我是唯一的见证人。为了让穆旦的人生能有比较完整的记述，后死者应该担负起这种追忆的责任。穆旦是1953 年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的。第二年底，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些人的过激发言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穆旦和那几个发言人过从较密，加以领导人的心胸狭隘，不容“异类”，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被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外文系事件”。在校园里曾引起过震动，从此同事们的私下交往明显地减少，说话也多慎于言，而穆旦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问题则因此受到追查。以后两年，穆旦背着历史包袱灰溜溜地生活，但并没有挫伤他的意志。他更勤奋地全身心投入到译著工作，翻译出版了普希金《加甫利颂》和《欧根?奥涅金》（重译本）、《拜伦抒情诗选》、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著名作品。穆旦似乎更习惯于默默无声地笔耕不辍。但是这样苟安平静的生活也难维持下去。他虽然艰难地逃脱反右的厄运，但是，1958 年底却被投入更痛苦的深渊。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剥夺了他的教书权利，发交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直到1962 年解除管制，他继续在图书馆“监督使用”，做整理图书，抄录卡片和清洁卫生等杂役工作，在工余时间，他翻译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一直做到他离开了人世。穆旦在这十几年的艰难日子里，忍受着心神交疲的煎熬，仍然写出《葬歌》那样的长诗，真诚地抒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的热望。他没有任何怨悔，没有“不才明主弃”的咏叹。穆旦只是尽自己爱国的心力，做有益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他代表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坚韧不移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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