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致命一击
就在保山的新厂建设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中时，1942年4月底，形势突变。叶肇坦先生在回忆中说，“不料到4月底左右，从垒允撤退下来的第一批家属突然来到保山，来的人全都相当狼狈，相当惊慌，领队是汪企远等几位年青同事，听他们说，才知道日军北上，已过腊戌，垒允已准备最后撤退……”
这之后，局面越来越紧急，“运送器材的车大量涌到，人员和家属也不断撤退下来，眼见越来越多，越来越狼狈。我们几个人昼夜为他们安排住宿，帮助解决各种问题，很少休息……我们让保山饭店和保山第二旅社把大部分房间腾出来租给我们，又找到了一些民房，又把33公里库房改作工人和工人家属的临时宿舍，这样才把人员安顿下来。”
汤亦新先生的回忆里称，当年在垒允厂员工子弟学校赵校长的辅导下，他与另外四名垒允厂子弟钱乃钧、蒋佳妙、庄文柯和王庆锡还一道考入了保山国立华侨中学。显然，在撤到保山暂时安顿下来之后，垒允厂上上下下已经开始按部就班地重新规划生活，要以此为家了。
遗憾的是，这短暂的喘息之机，现在看来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片刻宁静。
灾难，很快就又一次从天而降了。
根据云南地方史料记载，1942年5月4日和5日两天，日军对保山城连续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空袭，中国军民伤亡惨重。不幸的是，撤退下来的垒允飞机厂员工和家属，此时大多相继抵达保山。
这些刚刚被迫放弃了数载苦心经营的飞机厂，痛苦地把梦想付之一炬的人们，在惊魂未定之际，又遭遇到了中央飞机制造厂历史上最沉重，也是最后的致命一击。
冯忠杰先生的回忆中对1942年5月4日的保山大轰炸，有这样一段较为简略的记述，“那时的保山，一片混乱，街上挤满了人和车辆，看到这种情况，我们预感到如果此时敌机来袭击，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危险了。我们决定不在保山城区留宿。当天在城郊农村向当地农民租了一间楼房，作为当时休息场所。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到达保山的第二天中午，大批日机轰炸了保山城。整个保山城一片火海，人员伤亡不计其数，遍地是断臂残腿，有的被烧成焦炭，惨不忍睹。”
相比之下，叶肇坦先生对保山大轰炸的描述非常细节，今日读来也就愈发惊悚、震骇，“以我那天亲身经历来说，当时我一家人带着两个小孩正和同事在一家饭店吃饭，飞机到时来不及逃，都躺在饭店外面的马路上。轰炸时恐怖之极，先是满天尖锐怪叫的炸弹落下声，接着到处响起炸弹声以及伴随而来的一条条弹片迸裂出的耀眼白光，然后浓烟四起，暗不见人。”
所幸，叶肇坦先生与家人在轰炸中安然无恙。轰炸过后，为了防止日机再来轰炸，他们抱着孩子向保山城外跑，途中所见惨状空前。“一路上到处是死尸，十分怕人，特别是看见几处尸体狼藉，血肉横飞，溅满路旁墙壁，有一座石牌坊上挂着女人小脚和尸肉，更觉骇人。”
垒允厂的负责人，监理钱昌祚先生是最后一批撤离垒允的，他有一辆自用的福特小轿车，几人一路开车过来，因此虽然出发最晚，却不是最后到保山城的。他们抵达后，就住进了“飞虎队”的招待所。
钱昌祚先生在《浮生百记》中这样写道，“五月三日上午保山大轰炸，招待所附近着弹，中杭厂一美员杨格臀部中弹片，志愿队队员福熙重伤身故。我与王兄露天伏地无伤，但我感震惊，以后有几个月常感茫然恍惚。午后陈兄来了，我不及与中杭厂到保员工联络，即同乘车东行。后悉此次中杭厂工人中有死伤者，有一位留美麻工同学（闻名而不相识）王君，在中杭厂担任建筑设计，曾设计疏散厂棚，受伤后有人抬来招待所，我中途遇及曾予慰问，后闻其失踪，我常感怀念歉疚。”
钱昌祚先生对保山大轰炸日期上的记忆略有偏差，不过根据他的回忆，特别是轰炸后还曾遇到受伤的垒允厂建筑工程师“王君”（即我们前面提到的黄玉瑜先生）一事，可以推断他经历的应当就是5月4日的这次轰炸。
陆子为先生撤离垒允后，并没有在保山停留，而是一路搭车到了昆明，因此幸运地躲过了保山大轰炸。但是在获悉几位一起进厂的同学好友在保山遭遇不幸后，他与好友陶振亚又毅然开车赶回了保山。
陆老的回忆中描述了保山在这场劫难后的景象，使我们能够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保山大轰炸的惨烈。他这样写道，“我们两个人冒冒失失地把车开回保山，开了大概二天，车坏了修车，当时路上很空，车辆很少，交车时都觉奇怪，相互看看，到保山看见满目疮痍，到处是死尸，烧得焦黄……烧死的人，都没有衣服，都很胖，真是面目全非，很难辨认，已是第四天了，火已全熄，少数几处在冒烟，全城只有死尸，并无活人……”
1942年5月4日的保山大轰炸之后，原本计划在保山重整旗鼓的垒允厂遭到重创，至此回天乏术。
据保山地方史料记载，当时保山县政府曾进行过不完全的伤亡统计，其中飞机制造厂员工、家属死亡人数是100多人。但是由于战时的原因，兵荒马乱，这个数字的准确性很值得怀疑。
叶肇坦先生回忆说，“这次轰炸，大部分炸弹投在城内，因而城内死伤的人不计其数……但中杭厂人员还算幸运，那天他们大都聚集在城中心区。这一带落弹较少，同时大量工人家属和一部分工人住在33公里仓库，不在城内。然而即使这样，据当时所知，死难人员也有二三十人，其中有监理处秘书曹康圻的妻子和小儿子。受伤人员，据医院所见，也有一百几十人。”
如果把保山地方史料与叶肇坦先生回忆对照来看的话，那么垒允厂员工以及家属在保山大轰炸中的伤亡总数，或许在100到200人之间。
尽管中国军民在保山大轰炸中伤亡惨重，垒允厂也有黄玉瑜先生等员工不幸遇难，但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没有住在保山城里或是所在的地点落弹较少），垒允厂员工、家属在此次大轰炸中的伤亡情况很可能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
遗憾的是，这场大轰炸完全打乱了垒允厂在保山重新建厂的计划，彻底摧毁了人们的意志。垒允厂在遭此致命一击后，再无法像1940年10月26日垒允轰炸后一样得到重生的机会。这之后，昆明成为垒允厂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只是在昆明的工作不过是发放遣散费，安排员工去航委会其他下属单位工作这样的善后事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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