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立大志者成大事
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说“志当存高远”，王夫之也说“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这些都是在说立志的重要，所以少年的曾国藩就“困知勉行，立志自拔于流俗”。
人立志固然重要，但立什么样的志更至关重要。不同的志向成就不同的事业，决定不同的人生。立志流于俗则会使自己总是患得患失，所成就的事业自然会小。立志不流于俗则会使我们奋发有为，所成就的事业也就自然会大。曾国藩深知自己是靠一种不流于俗的雄心壮志而卓立于群的，因此，他不仅反复向子弟灌输立志的重要，而且还经常具体地指点他们如何立志、立什么样的志。他在写给诸弟的家信中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麟书觉得自己的才智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已经教完了，于是便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之后，他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读。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他锐意进取的精神。在师长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改号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曾国藩二十三岁的时候考取了秀才，二十四岁的时候考取了举人，虽然接连两次在京城参加会试都落第了，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第三次会试，曾国藩终于天遂人愿，中了进士，在朝考中又列为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许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就不会再在书本上下太多的功夫了，只消钻钻门路，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纯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曾国藩还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坚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栋梁。
曾国藩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忧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个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所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才达成目标的。“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人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每一个成功的人都离不开积极进取的精神。曾国藩从自己一生的成败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凡人才的高下，是由其志趣的高下所决定的。志向、趣味低下的人，安于现状，困于世俗的陋见，必然越来越低贱污劣；而志向和趣味高尚的人，向往先贤的辉煌事功，因此也就一天比一天高明。这就像远行一样：如果奋勇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那么即使走得很远也不觉得累；如果糊里糊涂，没有追求，那么近处也是可以度日的，又何必远行百里之外呢？他认为人只要立志，那么圣贤豪杰的事业都可以做到。
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他更为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
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辱知最厚，辄一吐不怍之言，
非敢执途人而龂龂不休如此也。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认为，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就是后来他和太平军决战时，仍将中国几千年来的名家重新估计，命儿子曾纪泽画其图像，悬诸壁间，还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作为终生效法的标准人物，以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文中写道：“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
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
曾国藩的立志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极深。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下过一番功夫读曾国藩的著作。《曾文正公全集》中的《家书》《日记》，毛泽东都读过。《家书》有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无不涉及。毛泽东对《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他于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讲堂录》中看到。他的老师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之言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
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可见，毛泽东对老师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十分赞赏，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意志影响极大。
正是抱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志向，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基本人生信条，曾国藩才成为一个“朝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再到“中兴以来，士人而已”的封疆大吏，成就了他的非凡人生。
我们虽然不必像曾国藩那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树立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的目标却是应有之义，这样我们才能在自己平时的作为中以勤奋的耕耘、坚忍的意志来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不会被个人一时的患得患失遮住双眼而迷失正确的方向。
常怀忧患意识
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类是渺小的。曾国藩主张，人生在世，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的心境中度过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自己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信中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累世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倾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国荃怀着郁闷的心情回乡养病时，曾国藩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九弟你立志做事，就像春夏发舒之气；我立志做事，就有秋冬收藏之象。你认为扩散舒展才会有旺盛的生机，而我则认为收敛吝啬才会有沉厚的生机。我平生最喜欢古人所说的“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我认为珍惜福祉、保全安康的道理和方法没有比这个更为精当的了。我们的祖父星冈公过去不论对待什么人都是一团和气，只有对我们这些后辈非常严肃，尤其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我想，这大概是他老人家有意使出来的一种收敛之气，目的是在于使家中欢乐有度，而不至于太过放纵。我也是到现在才明白他老人家的这一片苦心。
与此相关，曾国藩还讲过北宋大臣吕惠卿的故事。吕惠卿因积极支持宰相王安石“变法”，由王安石推荐当上了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要职。可是，他竟利用推行“变法”之机为非作歹，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对“变法”的推行起到很大的消极作用。
一年春天，吕惠卿到某道观游览，听说有一位道士善诗，就指着天空中的风筝，要道士作诗一首。道士于是吟道：“因风相激在云端，扰扰儿童仰面看。莫为丝多便高放，也防风紧却收难。”
在这首诗里，道士借风筝劝告吕惠卿不要因为“丝多便高放”，免得在“风紧”时狼狈。“扰扰儿童仰面看”是对当时场景的描绘，同时也是隐喻，意即人们正在看“风筝”的表演。吕惠卿是进士出身，完全理解诗的内涵，却继续我行我素，后来屡被弹劾、贬斥，无人肯伸出援手。王安石晚年回忆往事时，常后悔当年因信任他而误了改革大事。
“莫为丝多便高放”，这一句的寓意是不要因为手中有权就拼命滥用。曾国藩对此感悟颇深。他任两江总督时，权势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却更加谨慎，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要多说一句话。人在官运极旺的时候，他们的子弟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这也是最容易生出闲言碎语的时候，怨恨和诽谤也会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在极盛的时候预先想到衰落之时，在百事平顺之际想到百事拂逆之时。老弟你以后如果回湘乡，切记要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发自肺腑的劝告，你一定要铭记在心。
他还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与兄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在曾国藩的日记里，还记有这样一个历史典故。田单攻打狄人的城邑，鲁仲连预料他攻不下，后来果然三个月都没能攻下来。田单向鲁仲连请教原因，鲁仲连说：“我看到将军您在守卫即墨时，坐下就编织草筐，站时就用锹挖土，士兵全都以将军做榜样，全军上下抱着舍生忘死之心，一听到您的号令，没有人不拼死出力的，这是您之所以能打败燕国的原因。但是现在，您东面有封地的税租，西边有淄水之上的游玩之地，腰间金光闪闪的宝剑横着，尽情享受着快乐，早就没有了殊死作战之志。这就是您现在不能取胜的原因啊！”
这个故事看来对曾国藩影响很大，他认为鲁仲连的话很有道理，在湘军收复了江宁城后，曾国藩看到湘军上下一派骄奢淫逸之气，就知道已经不能再继续重用他们，于是就上报朝廷，将他们全部遣散回原籍务农去了。
后来，曾国藩受命前往山东、河南一带围剿捻军时，湘军跟随的就极少，任用的都是淮军。淮军的将士虽然士气高昂，但也缺少忧患意识，曾国藩就暗暗地为他们担心，恐怕他们不能承担平定天下的重任。
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鲁仲连说的凭借忧和勤能胜而由于娱乐失败的话，也就是孟子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意思。用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来感染战士，用昂扬的斗志来振作三军的士气，这两种作法都能够获得胜利，只在于主帅审时度势善于运用罢了。做事不能没有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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