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一叶总关情：扬州八怪》：
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有礼佛之举。顺治曾自云前身是僧，取号“行痴”，曾经数次表示出家，以示虔诚对佛之心；康熙一生奉佛，为寺庙题写匾额乐此不疲，所拜名刹古寺遍及大江南北。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曾经在扬州召见石涛和尚，石涛作诗表达了对圣上的感激之情；雍正以熟谙佛理自诩。所以当时社会上参禅奉佛之风尤盛，清初扬州庙宇多达200多处，而寺庙里也是香火鼎盛，有时也养些穷书生。郑板桥曾自署“板桥居士”，一生与和尚、方外之士交往密切。流落佛门寺宇中的他曾戏称自己是“乞食山僧庙”。
扬州经济繁荣，文化氛围浓厚，文入云集，巨商大贾附庸风雅，小商小贩也不惜重金求购名家字画联匾，装点门面，书画需求量随之不断增加，这些元素也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商品化。这时的扬州书画市场鱼龙混杂是难免的，名家名作受人追捧，无名小卒的画作自然是无人问津，而郑板桥的作品就属于后者，不登大雅之堂，画坛这池“深水”中，他就是只小虾米。当时的扬州书画可以说是深受石涛影响，这石涛就是前面提到的曾经为康熙皇帝召见的僧人。
石涛本名朱若极，乃朱元璋重孙靖江王的后裔。幼年时，适逢清军入关，明朝危难之际，从小就流离失所，东躲西藏，被迫出家为僧，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他游走半生，大江南北皆是羁旅所经之地，晚年倦于漂泊，决定“孤鸿落叶下扬州”，于是在扬州定居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5年。
石涛在艺术领域独树一帜，与清廷欣赏的主流画派截然不同，以至于正统派中坚力量“四王”之一的王原祁评价画圣石涛时如是说：“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石涛声誉日隆，润笔价位很高，受邀出门作画需要雇轿子接送。即便如此，石涛的画作依然热度不减，他的盛名笼罩着扬州画坛。因此时人有“八大开江西，石涛开扬州”之说。
也正是石涛这样剑走偏锋的革新者，才能突破所谓“崇尚摹古”的正统画派的压制，提出“笔墨当随时代”、“我自用我法”的见解，成为不拘一格的扬州画派的开创者。
扬州不似北京、南京等城市那样政治气息浓郁，文艺方面的正统主流势力强大，这里新生观念相互碰撞，人们的思想相对开放，表现在书画上就是大胆创新，绝不因循守旧，而买主的品位更是干奇百怪，难以捉摸，总之是越不平常的画越受欢迎。而众买家也不再是唯求买贵的多金冤大头，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是所谓的“儒商”，对书画作品有一定甚至较高鉴别能力，板桥毕竟不够资历被入推上书画市场的风口，其作品也委实难以称作上乘佳品，所以处境艰难也是理所当然的。
“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这是板桥回忆起在扬州的落魄所咏叹的诗句。当然鱼龙混杂的情况在买家中更是司空见惯，有些不太懂行的富人为了标新立异、突显自我品位，往往提出一些不可理喻的要求，也因此闹出了很多笑话。
据丁家桐、朱福炷所著《扬州八怪传》记载：有暴发户弟兄三人要板桥写块匾，为新砌的华堂题名，但是态度十分倨傲。郑板桥受气，但不好发作，给他们写了个“竹苞堂”，“苞”的上端，用隶法写了个“帅”字。三人得意地悬匾堂上，大宴宾客。饮宴中，有个明眼人说：“这匾上写的，不是‘个个草包’吗？”众人细看，果然如此，惹得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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