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闻传播：理论架构、从业者及公众传播 跨文化传播译丛》：
我们做出这些选择，是企图通过操作独立变量在试验中价值的方式增强小组间的变化，从而在国家间、城市与城市间创造变化性。如果我们研究某个国家的某个地区，它们会有相似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体系，也会有相似的媒体体系。所以我们尽可能地选择不同的国家。
相比相似性，这种方法更容易突显差异性。如果在国家间有不同，那么差异性就会展现出来。另外，来自统计的需求也将推动我们检测国家间差异性的假设。
统计只能支持一个不同的假设，一般的统计测试不能支持没有差异性的假设，因此，10个国家仅仅在新闻的异常性和社会意义这两个维度上显示出有限的差异，这些差异显示了统计学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至少研究了超过32000条新闻。我们通过人工产品呈现了统计的重要性：如果有更多的事例（在我们的研究中体现为新闻），那么就更容易实现统计学的价值。
找到差异性是容易的，发掘相似性更难。我们在这个项目中做了不同的设计，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在各国家间发掘相似性，也是为了再现各国家独特的语境。例如，我们不会在美国或者以色列开展内容分析，即使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中找到说母语的学生并且为我们的研究担任编码者，这是因为将编码者置于异国他乡会在这些国家中创造人为的相似性。我们的方法是：为了找到差异性（如果它们存在的话），我们与每个国家的每位学者订立了合约来指导所有的内容分析和中心小组。尽管我们建立了项目指南、编码指令和协议，从而在国家间确立标准（这将使我们更容易发现相似性），但最终决定在各国家间如何实施的是国家主管，从而保证他们独特的文化语境得以保留。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是为了获得功能等效的数据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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