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造酒牒》为研究宋代监察制度提供了新材料。第16页文书中明确指出，这次官监酒务内寄造酒犒设的对象是“蕃官蕃兵，及供给将副、部队将”，故可视为专供酒，同时造酒数量是根据士兵名额制定，因此要防止出现“数外造酒，别有支用和非法馈送”等情况发生。对于上述情况“逐州知通及帅司、监司、廉访使者”，均具有监察权。“知通”是地方知州与通判的合称。关于知州的职权，《宋史·职官志》记载非常明确：“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教，导民以善而纠其奸匿；岁时勤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凡法令条制，悉意奉行，以率所属；有敕宥则以时宣读，而班告于治境，举行祀典；察郡吏德义材能而保任之，若疲软不任事，或奸贪冒法，则按劾以闻；遇水旱，以法振济，安集流亡，无使失所。”知州属于主管民政的官员，在其众多职权中，就有对“奸贪冒法”行为进行弹劾的监察、检举权。通判设置于建隆四年（960年），其设置的目的就是分知州之权。据《景定建康志》卷24《通判东厅壁记》：“置通判以分州权。事无不预，至得按察所部，意若使之权任与均，器能相用，设施同虑，休戚一体，非复余长贰比。”通判“职掌卒贰郡政，凡兵民、饯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可否裁决，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所部官有善否及职事修废，得刺举以闻。”通判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提举公使库，公使库所存公使钱由知州与通判共同签书方可支出。
“帅司”是指安抚使司。仁宗宝元年间，西夏赵元昊在西北地区向宋朝发难。随后，北方的契丹也对宋朝虎视眈眈。为增强边疆防御力量，宋廷在河东、陕西、河北三地设置安抚使司，由安抚使主管一路军政，并兼管民政。其后，路分渐多，北宋前后总共设置了26个安抚使司。安抚使一般兼任所驻州府的最高长官，形式上与唐朝方镇差不多，但其权力比唐朝节度使小得多，这是因为安抚使只有管兵权而无发兵权，又要受其他官吏的监察与制约；同时宋朝诸路还设有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以及提点常平司，主管一路财赋、刑狱、漕运、仓储等事务。安抚使“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帅其属而听其狱讼，颁其禁令，定其赏罚，稽其钱谷、甲械出纳之名籍而行以法。若事难专决，则具可否具奏，即干机速、边防及士卒抵罪者，听以便宜裁断”。O安抚使尽管并不主管一路财政，但对钱谷、甲械的出纳具有监察权。
“监司”是宋代诸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有监察各州官吏之责，总称监司。北宋初年，为防范再次出现唐末藩镇割据的情况，宋太祖大力革除藩镇实权，诸州皆直属中央，节度使的权力被架空。同时，将全国分成若干“路”一级行政区划，每路置转运使负责征收、转输各地财赋。以后转运使职权逐渐扩大，凡“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形成了分路而治的局面。真宗时，为分转运使之权在诸路设置了提点刑狱使，总揽一路司法和监察，安抚使主持一路军事，而转运使专理一路财赋和民政，“掌经度一路财赋，而察其登耗有无，以足上供及郡县之费；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公使库造酒涉及地方财政的出纳，因此转运使自然有监督之权。提点刑狱司本身就是司法部门，其长官提点刑狱公事“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提举常平司“掌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法……皆总其政令，仍专举刺官吏之事”。提举常平司的官员不仅主管地方仓储，平抑物价，同时对地方官员有监察权。“监司”之间三足鼎立，形成分权，同时还具有互察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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