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宗旨
司马迁著《史记》，意在成一家之言。《史记》既为“继《春秋》”而作，则司马迁借撰述史事所表达的一家言亦当为“继《春秋》”而发，当视为他“继《春秋》”的具体表现和思想成果。因此，其一家言的宗旨，根本上与他对《春秋》的理解紧密相关。鉴于当时《春秋》经传并行不分的一般学术环境，这首先需要澄清司马迁“继《春秋》”说中“《春秋》”的实际意指，在此基础上把握他对《春秋》的述作意图和性质的认识，进而领会他对“继《春秋》”之一家言的实质性定位。
然而，由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作为其一家言的主旨，似与其“继《春秋》”说相歧，难免使其一家言旨趣呈现模糊不清之貌。但任何理性思维都有其内在的一致性，“一家之言”作为司马迁贯通《史记》的自家思想，也有其统一的宗旨、核心。“继《春秋》”与究天人、通古今两种说法只是貌似不可沟通，在本质上则是完全和谐、互通的。司马迁的一家言，既可说是“继《春秋》”之一家言，又可说是究天人、通古今之一家言。在他而言，“继《春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非二事，而是一事两说。“继《春秋》”即意味着究天人、通古今，究天人、通古今则是对“继《春秋》”之著述任务的具体解说，二者从不同的角度确定司马迁一家言的核心，并共同指向一个现实的治政目标。
2.1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
《春秋》编年记事，本鲁史旧名。自战国时孟子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指《春秋》体现圣人大义，遂有孔子作《春秋》而明王道之说。今天看来，此说疑点颇多，在《春秋》简略的大事记间找寻、领悟大义所在，也殊为不易。但任何观点，无论真伪、好坏，一旦被接受成为信念，就会产生现实影响。西汉人普遍笃信孔子手定《春秋》，寓大义微言，以当一王之法，故置《春秋》于五经之首，以为圣典。孔子作《春秋》明王道，无论是否真有其事，就西汉人而言，都具有信念上的真实性。司马迁对《春秋》的理解定位，无疑也是在这一信念背景下展开的。
《儒林列传》中，司马迁谓西狩见麟而孔子自以为道穷，“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辞微而指博”。这完全与时论相合，且在见解和语气上都有比较明显的公羊学色彩。众所皆知，汉武独尊儒术，《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立于学官，既有正统之尊，又最有可能为学者所熟悉，司马迁对这一官方学问也当有相当了解，他以公羊学口吻谈论孔子作《春秋》一事，实不为怪，不足证他特别倾心于公羊之学，官方意识形态对人的话语方式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历来都不罕见，从情理上讲很自然，也常有防身之用，故仅凭《史记》中这类显而易见的说法，难以论定司马迁对公羊学的真实态度。当然，《史记》称引《公羊传》，常经传不别，多用“《春秋》”一词代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公羊传》而视其为《春秋》唯一嫡传，因为在《史记》中，他也曾不止一次径以《春秋》称《左传》。事实上，尽管《公羊传》是当时解释孔子大义微言的唯一官方依据，可司马迁并未囿于此见，而明指《左传》得孔子真传、羽翼《春秋》：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孔子作《春秋》，其刺讥褒讳挹损之义隐而不宣，口授弟子而已；左丘明以为，口耳相传之法，易失孔子真意，故撰《左氏》以明《春秋》之义。此谓左丘明亲得孔子《春秋》真传，特存其大义于《左传》。至此，司马迁主张《左传》实传《春秋》之意，已无可疑——这从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据上引文而有“左氏亲见，公、穀传闻”的优劣之评，亦可见一斑。《史记·儒林列传》记《春秋》之学，三传中独缺《左传》，与此不相矛盾。《儒林列传》自叹“广厉学官之路”起言，述当时教化不兴而文辞粲如的官方儒学状况，并非为明儒林正宗而作；该传不提《左氏》，只载公、穀两家，当源自其时官方学术对《左氏》的冷淡态度，而与《左氏》是否传《春秋》的问题无关。可见，在司马迁的观念里，《春秋》之真传不止一家——据此看他以《春秋》统称《左氏》、《公羊》，即可了然。其实，学术正统之争，本难避免利益因素，而“古人于史实，不甚措意”，“汉人于史事，尚未知覈实”，《春秋》三传之互诋，意尤不在明“真”而在逐利；三传争立学官，学者亦多以为“盖禄利之路然也”（《汉书·儒林传·赞》）。司马迁谓公孙弘以《春秋》（即《公羊传》）起家而至取相封侯，则“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史记·儒林列传》），未尝不是有见于学术与利益之互为支援而语含讥讽；且司马氏世典天官，司马迁以家学立身，固不必依傍门户，而当时今古文经学之间也衅端未启，故司马迁据己之见，就事论事，侧《左传》于传经之列，应是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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