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什么要审判纳粹？
1945年5月，欧洲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胜利了，但却面对进退维谷的局面。纳粹头目阿道夫·希特勒4月30日在地下掩体内自杀，他的两个最臭名昭著的亲信——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和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也随之自杀。其他高级官员如阿道夫·艾希曼、盖世太保头目海因里希·缪勒和纳粹政权走狗如约瑟夫·门格勒逃到南美洲，他们或隐姓埋名，或装扮成第三帝国的无名小卒。这样一来，法庭就没有多少纳粹头目可审判。
与此同时，人们强烈地意识到如果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对德国进行罚款就会让德国人感到不公，让他们义愤填膺。纳粹正是利用了德国人的这种心理攫取了政权。必须采取措施不给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死灰复燃的机会，也不能让德国人把纳粹头目看作为国捐躯的英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莱比锡审判的尴尬局面历历在目。1921年协约国允许德国对其本国战犯进行起诉，但是被点名的900名战犯中只有两名被判有罪，甚至这两名战犯也在软禁后不久逃之夭夭。陆军元帅冯·兴登堡是被指控的战犯之一，后来却成了魏玛共和国的总统。正是由于他摇摆不定才让希特勒于1933年篡夺政权。
盟军一致认为德国必须与过去彻底决裂，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就是一边让德国人认识到他们的败军之将是导致德国毁灭的罪魁祸首，一边帮助德国进行重建。德国的城市已经被夷为平地；基础设施与工业分崩离析；市民遭受轰炸，无家可归。纳粹的战争机器无情地碾压欧洲和苏联时，华沙、贝尔格莱德和列宁格勒等很多城市惨遭破坏。现在很多德国人也像这些地方的人一样开始忍饥挨饿，但是盟军并没有像德国人那样派行刑队尾随军队杀害平民，也没有建立犯人集中营、劳工集中营或死亡集中营剿灭“不受欢迎”的人，或把没有杀死的人活活累死。
事实上，关押纳粹战俘的地方的条件比纳粹关押盟军战俘的要好得多。他们还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战俘权利，而他们在战争期间很多情况下无视《日内瓦公约》，也不遵守《日内瓦公约》。另外，德国人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不受任何约束，但是很多德国人还是毫不掩饰对占领者的愤恨。没有几个人抱怨希特勒及其同伙给他们带来灾难。愿意相信纳粹大屠杀的人少之又少，甚至把他们带去观看集中营中一堆堆的尸体，他们也不愿意相信。哥达市的市长与妻子参观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羞愧交加，上吊自尽。该市的市民们参观万人坑的时候，只是捂住双眼，匆匆而过。他们认为这是盟军在进行宣传而已，被杀的人只不过是企图谋杀他们敬爱的元首的政治犯——共产党人或谋反者。整个国家拒绝承认现实。
如何处置纳粹战犯的讨论
盟军意识到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处理这些被俘的纳粹战犯头子，因为追讨这些纳粹头子暴行的意愿正在迅速消失。另外，盟军已经征战5年，筋疲力尽，归心似箭，只想脱离梦魇。
众所周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倾向于立即处决这些被俘的纳粹头子，避免卷入繁琐的法律程序。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也持同样的看法，已经劝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把他们随便审一审，派行刑队毙了是处理这个问题最省时省力的办法。早在1942年6月，英国内阁就讨论过如何处置德国战犯的问题。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提醒内阁成员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没能够果断处置战犯德皇威廉二世所造成的尴尬局面。
“这些人罪大恶极，”艾登在辩论中说，“已经超出任何法律规定的范围，根本不需要用法律程序来解决。”
希特勒的爪牙们可以根据现行法律进行处理，但是希特勒本人必须使用起诉国家元首的新法律进行审判。然而这些新法律条文会遭到被告无休止的诘问或辩驳。1923年慕尼黑暴动后，希特勒被指控谋反，他把法庭变成了讲坛。当时会上辩论说如果对他进行审判，他会故伎重演，把审判变成摆样子的公审，的确存在这样一种风险。美国政府中也弥漫着同样的气氛。1944年9月，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甚至劝说总统和丘吉尔签订一个协议，对被俘的纳粹头子全部执行死刑。既然纳粹抓了人从不进行公平审判，为什么就该对纳粹头子进行审判？另外，被告很可能利用在法庭受审的机会进行公众演说，散布他们的种族主义流毒，这确实值得担忧。如果起诉他们而无法保证给他们定罪，该如何是好？真要宣判其中任何一个恶魔无罪都是不堪设想的。
以史为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竭力反对摩根索计划的人却是年长的共和党人——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出人意料的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支持他的意见。斯大林告诉温斯顿·丘吉尔，如果草率地处决纳粹头子，世人会说盟军不敢对他们进行审判而杀人灭口。史汀生还认为如果不按法律程序审判，这些被告非常有可能成为德国人眼中以身殉国的英雄，这是一种冒险。1916年英国处决爱尔兰复活节起义的领头人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一开始都柏林的市民嘲笑这些起义的领头人，因为这些人给这座城市带来很大破坏。但是英国当局把起义的首领没加审判处决后，市民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史汀生以史为鉴，决不让美国重蹈覆辙。为此他从战争部带来了默里·伯内斯（Murray Bernays）中校。默里·伯内斯曾是纽约的律师，竭力主张正义应该以看得见的形式加以伸张。他叫伯内斯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公开审判方案，以法律为基础，彰显起诉的权威性。伯内斯绞尽脑汁，经过很长时间做出以下推断：希特勒和纳粹头目实际上是掌管政权的罪犯，一直阴谋发动战争，奴役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其目的就是要围捕杀害犹太人和无数其他政敌与“不受欢迎的人”。这样就可以指控他们为战犯，其所犯的罪行可以归为反人类罪。
伯纳斯辩论说：“在罗马凯撒时代，敌人就是敌人，不能为奴的就立即杀掉。拿破仑时代，则采取所谓的政治措施将敌人流放或监禁。现在我们要将敌人处死——这肯定是历史倒退而不是历史进步。”
1944年史汀生会见罗斯福总统时说这一计划切实可行而且符合道义，劝说总统接受这一计划。
“严肃地惩罚这些人，将会对后人产生更大的影响。”他陈述着自己的理由。
苏联人赞成这个计划，史汀生相信如果需要，法国人和其他先前遭受德国占领的国家都会配合。但是如果没有英国的支持，审判是没有可能性的。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英国政府拒不合作，坚持说被告在世界舆论法庭上，早就被判有罪，根本没有必要再进行审判，不审判就处决与英国人的正义观念并不相悖。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哈里·S.杜鲁门宣誓就职。他公开表示对审判工作没有太多进展感到很遗憾，并表示要认真考虑成立一个专门审理委员会以避免意见分歧和进一步拖延。曾经担任过检察总长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杰克逊（Robert Jackson）最后被任命为首席法律顾问。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