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世界商人：波斯和亚美尼亚人
从西亚和印度到中国的福建省，众多商业民族在海外建立了商业网。其中伊朗人的海外扩张虽然在亚洲历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我们却是陌生的。
伊朗人早在12—13世纪起便开始移居印度，与此同时，商人们在印度各地定居，商业活动开始繁荣。商人们通过波斯湾，将中东地区和东部非洲与印度相连，并进一步向东南亚展开扩张。有关商人夸扎·穆罕默德·卡万·吉拉尼（Khwaja Mahmud Gawan Gilani）的研究表明，他的家人和堂兄弟们担任埃及、麦加和印度各地区的派驻官员后，进行了马匹和武器贸易。研究表明这虽然只是家族式企业，但商业的辐射范围却非常远。
伊朗籍商人遍布亚洲各地。欧洲人进入亚洲以后，处理商业关系时经常面对的就是伊朗商人。欧洲人的记录多将伊朗人描写成“牢牢抓住伊斯兰教国家宫廷的波斯人”和“比任何印度人都傲慢的人”。在印度著名的钻石产区戈尔康达，伊朗商人在宫廷的庇护下垄断了钻石产业，并在缅甸和泰国的居留地建成后，扩大了伊朗与这些地区的贸易。伊朗商人们在泰国从事金属锡的生产和出口。泰国本是佛教国家，国王为了吸引伊朗商人，专为他们建造了伊斯兰教的寺院。由此伊朗商人影响力之大可略见一斑。
伊朗商人的扩张绝不仅限于贸易层面，伊朗的政治家、军人、学者和文人深入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在文化层面上亦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在印度北部的莫卧儿帝国，波斯语成为了宫廷和统治阶层的用语，波斯美术和文学也成为了上流文化。因此，15—18世纪伊朗人大规模且不间断的移民在亚洲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既是亚洲诸国的形成期，同时又是海外贸易的扩张期。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常认为国家的建设依赖武力，同时是面向内陆的，且与商业活动无关。但最近的研究却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指出了莫卧儿帝国也并未漠视商业，不仅本国商人大量进军海外市场，帝国政府为充实国库，也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
伊朗人的事例表明商业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是紧密结合的。大流散是亚洲各地区相互影响的重要方式。日后欧洲人闯入亚洲的贸易网，抢占贸易据点，并以此为基础扩大其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支配力，这一切也只不过沿用了过去的方式而已。
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的旅行
在贸易大流散中，亚美尼亚商人霍夫汉内斯（司祭大卫的儿子）的旅行非常值得关注。这次商业旅行的账本现藏于葡萄牙国立图书馆手抄本资料保管室。这本44页的账本记录了霍夫汉内斯在1681年12月19日至1693年12月6日这11年（译者注：原文错误，应该是12年）间的活动。研究者通过这一资料获取了关于亚美尼亚商人活动及其商业网络的许多珍贵信息。
霍夫汉内斯与其他两名出资人结成合伙关系，开始了前往印度的商业旅行。在这次商业旅行中，两名出资人出资250拖曼（toman，古波斯货币单位），由霍夫汉内斯进行实际的经营。关于利益的分配，他们协商决定霍夫汉内斯得1/4，两个出资人共得3/4。实际上，这次旅行更像是一次探险，因为它涵盖了无比广阔的地域。霍夫汉内斯从伊斯法罕出发，到达班达尔阿巴斯后又返回伊斯法罕，之后经由马赫、喀什噶尔、设拉子等地后重新回到班达尔阿巴斯。在此之后，他又游历了苏拉特、奥兰加巴德、喀什葛尔等众多亚洲城市，于1686年抵达西藏拉萨。他在拉萨生活了六年，最后途经印度回到了故乡。
在这次旅行中，每到一地，霍夫汉内斯都会找到当地的亚美尼亚商人组织，进行商业活动以获取利润，然后用获取的利润继续旅行。他所经手的商品种类丰富，有大米、茶、瓷器、英国产望远镜、纸张、烟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各式各样的布料。在商品交易之外，他还进行货币交易。霍夫汉内斯能够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与亚美尼亚商业网络的广阔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近代之初，亚洲的商业网已经是错综复杂了。
郑和的远征：昙花一现的海洋帝国？
最近针对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亚洲诸国的研究，均在强调这些国家都没有被禁锢在自己的领土内，而是具有强大的海上扩张能力。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明朝初年郑和的远征。郑和 是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宦官，他奉皇命在1405年到1433年间七次横渡印度洋。8千吨级的大型船舶行驶于整个船队的中央，2－3万人分乘60余艘大型舰船和100余艘小船，共航行18万5千公里，这是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海上行动。如果某一天这种大型船队突然出现，人们将会切实感受到大明帝国的威严。
特别是行驶于船队中央的旗舰，又被称为宝船、西洋宝船，或西洋取宝船，因运载着赐给各地统治者的物品和各地统治者献给皇帝的贡品，而有“宝物运送船”之意。最大的宝船长150米，宽60米，按照现在的标准衡量不知是否令人惊叹，但在15世纪的当时这不仅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船舶，而且比19世纪以前英国海军中最大的船只还要大3倍以上。
郑和船队曾到达印度洋沿岸的30个国家，最远至非洲东海岸。马欢是与郑和同行的阿拉伯语翻译，航行中他看到了各地不同的风土人情，不禁感叹“这个世界为何如此不同”。郑和记录下他曾到过“木骨都束”，虽然无法确定现在这里为何处（也许是马达加斯加？），但确信无疑的是该地位于非洲东海岸。在东部非洲基尔瓦阿布扎比清真寺的穹顶内出土了大量中国明代的古瓷器，说明这里与中国的贸易曾相当活跃。郑和远征中规模最大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征，在44天中不间断地航行了5000公里，这种高速航行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郑和远征就不得不说是一项伟大的航海壮举，最近一位叫做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的前任英国潜水艇舰长，也是一位业余历史学家，他出版了一部惊世之作。他在书中指出郑和在1421年到达过包括美洲大陆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并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建立了殖民地，甚至探访过玛雅文明，还在亚马逊流域进行过钻石交易。在历时两年半的时间里航行了数万公里，并且到过北极圈和太平洋，这即是孟席斯所谓的完成了伟大壮举的“1421年假说”。部分中国学者接受了这种假说，因为这可以为中国的历史增添光彩，但这却很难得到他国学者的承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因为他的主张仅建立在非常间接的推论基础上，缺少直接证据。当然支撑这一学说的绝定性证据说不定在某一天会突然出现。
关于郑和远征一直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明王朝到底为什么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海上探险活动，其目的是什么？
远征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这与明朝初年皇族间争夺皇权的斗争有一定的联系。明朝第三位皇帝永乐帝发动历时三年的内战，最终从侄子建文手中成功夺取了皇位。在南京变乱中曾发生激战，致使宫殿全部毁于战火。据传建文帝自杀，但他的尸身却未被发现。因此当时传言他已逃亡海外的各种流言蜚语盛极一时。郑和远征时声称的理由之一正是要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中国史研究的大家李约瑟认为除要寻找先皇的行踪外，郑和的远征还有如下六点原因。第一，向印度洋各地区的统治者彰显中国的威严。第二，让各国承认中国的统治权，并向中国朝贡。第三，鼓励中国的海上贸易。第四，搜寻奇珍异宝。第五，勘察海路及沿海防御等。第六，调查这些地区国家的实力。
可事实上中国与印度洋国家间的商品交换早已存在，再重新主张鼓励贸易是远征的目的有些牵强。远征往往被强调是出于博物学的目的，果然只是为了将斑马、鸵鸟、长颈鹿等异国动物带回皇家动物园吗？这种下西洋的目的说也是值得怀疑的。因此，郑和远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仍旧是一个未解之谜。出现众多谜团的原因在于后来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有意将郑和远征的记录销毁了。
然而我们需要考虑郑和远征的性质问题。正如李约瑟所讲，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主张中国的海外扩张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他们强调后期欧洲人在向海外扩张时常暴露出极度的残忍性、暴力性和基督教传教的排他性，与此相比较，中国的扩张并不存在武力征服和剥削，而是包容对方的文化。郑和一行的目的仅在向异国展示中国皇帝的威仪。最近中国常强调郑和远征等海外扩张的历史事件（试想一下，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之一正是郑和的帆船和中国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并着重指出采用的是和平手段，这与当今中国走向世界之意图是紧密相连的。
当然事实上在郑和的远征中可以找到和平与宽容，典型证据是1409年郑和在斯里兰卡的加勒（Galle）立下的石碑。郑和为了对此次一帆风顺的航行表示感谢，开展佛事，并树立了纪念碑。碑文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中文记录了郑和在航海人曾经许过愿的寺院中礼佛，泰米尔文记录了中国皇帝对印度教毗湿奴神的化身特那伐雷那延那的崇敬，波斯文则颂扬了真主安拉和伊斯兰诸圣。并且记录了向佛祖、毗湿奴和安拉各进献了黄金一千两、白银五千两和丝绸一百匹等大量的供品。在一块石碑上用三种文字颂扬了三种宗教的神，这应该如何解释呢？是因为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位神灵而上的保险吗？不管原因如何，但可以看出中国没有要将自己国家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其他亚洲国家的意图，更显现出宗教的宽容和实用主义的精神。
但从整体上看，郑和船队不能仅仅说是非暴力与和平的。在第二次远征时击沉了十艘海盗船，在三佛齐国抓住了海盗头目陈祖义，将其押送回中国斩首，并在当地斩杀了数千名海盗。特别是第三次远征时，斯里兰卡爆发的武装冲突事件值得注意。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Alagakkonara）率兵前来讨伐郑和，郑和成功反击，抓住了国王和朝臣，并押解回国。不过明廷对他们非常热情，改立邪巴来那为王之后将他们释放回国。针对这一事件李约瑟认为中国强调的是和平手段，但这一事件应视为出于下次航海安全的考虑。明朝是为了在此地区强化中国的影响力，而实施了高超的外交手段。因而很难将这一事件看成是单纯的和平主义。反而从两千名士兵闯入王宫，逮捕国王和朝臣一事来看，郑和船队是一支非常有实力的武装力量。
那么基于此，就不应将郑和远征的意图单纯地视为和平外交或彰显中国皇帝的威仪，而应该看成是为了达到某种实际的目标而采取的行动。远征的结果是东南亚诸国成为了中国的朝贡国，而曾一度是海上强国的、位于爪哇东部的满者伯夷，在郑和船队到来后，其区域盟主的地位被中国取代了。中国将马六甲当成了新的盟友，马六甲与巨港和文莱一样，过去一直是向爪哇朝贡的国家。此时却依仗中国，很快成为了该地区的霸主。泰国曾设想通过控制马六甲来抑制中国的海上扩张，但在郑和的手下却大伤元气，不敢再图谋攻打马六甲。这些不就是大国在对特定国家进行保护的同时，通过改变势力的均衡来控制区域秩序的方法吗？因此，部分学者主张在这个时代中国业已成为了“海洋帝国主义”国家。
可是中国却最终放弃了海洋而回归到了内陆。最重要的是因北方内陆地区一直饱受来自异族的威胁，国家内部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再也没有能力耗巨资进行南洋远征了。迁都北京表明国家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北方。昔日曾主导海洋扩张的宦官势力在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面前没落了。
结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海禁政策的实施。宝船被拆作燃料，船员充当了建筑工人或普通士兵。甚至郑和远征的记录都被销毁。可见这是要将郑和完全从中国历史中抹除。中国标榜彻底的孤立主义，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将目光投向海外，只要在国内大力发展农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构建国家体系就可以了。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因而不需要从外界购买任何东西。这种态度致使中国被淹没在世界史的大潮中。
华侨的命运：死亡与财富
直到20世纪60年代还常听说购买了中国华侨曾住过的房子，在修葺时从砸碎的墙壁里散落出金子。这是因为原来房屋的中国主人用攒下来的钱购买了金子，在家人不知晓的情况下藏到了墙里，晚年突发疾病，连家人都没来得及告诉就去世了。似乎生活十分困窘的华侨们只相信金子。据说韩国华侨也受到了非常残酷的压迫，生活艰辛。时至今日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也常遭到剥削，甚至是屠杀。那么亚洲各地华侨群体在发展进步的同时，遭受残酷压迫的历史原因是什
么呢？
明代以前中国的海上交流非常活跃，特别是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居民常迁徙到亚洲各地，有时同乡相聚，从而形成了华侨社会。可是15世纪初期郑和远征以后，中国朝廷完全禁止出海，实施了将整个国家与海洋完全隔绝的海禁政策。这样华侨群体被割断了与祖国的联系，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处境凄苦。
海禁政策是极其残酷的，未经允许而擅自出海被发现的话，必会被处以极刑。但中国人是绝对不会完全停止海上活动的。沿海地区居民一有机会就会将目光投向海外，并且一直与海外的华侨进行着秘密交易。这样纵使朝廷实施了海禁，在海外还是形成了小规模的华侨群体。但在海外贸易遭到遏制的情况下，秘密交易活动很难留下详实的文字资料，这对历史学家们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16—17世纪在马尼拉例外地形成了大规模的华侨群体。这个地区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在亚洲的海洋上，中国与欧洲间发生了什么？
菲律宾这一国名是根据西班牙王储菲利普（Felipe）（后来的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名字命名的，由此可知西班牙人欲将菲律宾作为殖民亚洲的跳板。西班牙人正在找寻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安全而便捷的据点，当他们得知在菲律宾的吕宋岛上有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存在时，便于1570年引兵来袭。第二年占领了该地区，并建立居留地，希望以此为据点与中国进行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需要中国商人和船只，因此他们积极吸引中国人迁居马尼拉。中国沿海地区的居民也希望避开朝廷的监管来进行海外贸易，西班牙的政策完全符合中国人的需求。在短短的30年间，马尼拉就聚集了无数的中国人，形成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华侨群体。但是中国朝廷对百姓的海外迁徙却漠不关心。
考察对倭政策便可知晓中国朝廷所持的态度。
一般情况下，倭寇按活动时期可分为14—15世纪的前期倭寇和
16世纪的后期倭寇。14—15世纪日本由于战乱频发和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沿海地区的人们沦为了盗贼。倭患波及了北起朝鲜半岛和山东半岛，南至扬州的广大地区。最终倭患在明王朝和朝鲜朝的顽强攻击下得以平息，可在明王朝实施海禁政策以后，倭寇再次卷土重来。但后期倭寇与上个时代的倭寇有着不同的性质。此时资本主义商业网络已遍布整个东亚，中国国内的各行业也都有很大的发展，并融入了这一商业网以谋取利益，周边国家的商人也同样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中国仍在固执地坚守着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体系，中国、日本及周边各地区的商人都想摆脱本国的禁令进行接触。中方却将这些人都贴上了“倭寇”的标签，实际上从后期倭寇的情况来看，已不全是日本人，也不百分百是侵略了。事实上韩国也有关于所抓获的倭寇会讲韩国语的记录。特别是臭名昭著的海盗头目李麻鸿，又称林风，他就非常有可能是中国人，他纠结海盗团伙曾图谋征服马尼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吏访问马尼拉，与西班牙官员商讨过应对海盗之策。此时中方只讨论了镇压海盗的协作事宜，对华侨问题则毫不在意。由于定居海外的中国人数激增，西班牙望中方对该地区的中国人进行妥善管理。可中方却声明西班牙通过中国商人在进行中国与菲律宾，或菲律宾与其他东南亚地区间的贸易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即使利润增加，中方也绝不会干预。在这种完全丧失本国政府保护的情况下，国外的侨民有时会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16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与中国间丝绸贸易的增长，定居菲律宾的中国人也大幅增加。1600年前后往返于中国和马尼拉的船只达30多艘，居住在马尼拉吕宋岛的中国人也突破了25000名。中国人势力的过度增长引发了与西班牙人间的矛盾，结果导致在1603年该地区几乎全部的中国人被屠杀。25000名华侨中仅有500人生还，另有500人逃回了中国，其余均遭到了杀害！
最让人吃惊的是，此事发生以后福建的居民再次前往菲律宾。人们会再次前往血腥杀戮之地真是令人费解。中国商船在此停靠，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人也开始增加，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华侨数量再次达到了3万。然后悲剧又再次发生了。和以前一样，中国朝廷毫不关心，华侨不得不接受西班牙的管理和统治。双方矛盾再次激化，结果导致1639年居住在菲律宾的中国人约有2万名惨遭杀害。
中国朝廷对海外华侨漠不关心，就连菲律宾境内中国人连续两次惨遭杀戮也置之不理。中国朝廷的立场是没有必要保护违反国法，逃往海外的人。在这种形势下，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是无法与出身于欧洲的商人、主教和军人竞争的。在拥有强大王权保护的西班牙人，通过国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开展有组织商业活动的荷兰人，抑或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面前，中国商人只能通过个人的谨小慎微和商业技巧来支撑。可是宗族间的互助或华侨自治团体的保护网也无法避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而且也很难构建起贯通辽阔海域的商业网络。虽然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富甲一方，可重要的是他们不能自主建立和运用近代体制，而只能去参与他人建立的体制。
近代海外扩张的关键取决于国家采取的方式和介入程度的深浅。成为世界海洋主宰的是国家主权与私人资本紧密结合的欧洲各国，而不是对海外侨民漠不关心的中国。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今中国政府重新认识到了全球巨额华侨资本的重要性，并欲将其作为全球扩张的重要一环。近来大力支持华侨史研究的初衷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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