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审视丘吉尔整段伟大的政治生涯时，最重要的是透过其中最瑰
一丽的篇章——他在“二战”中领导英国的“巅峰时刻”——看出丘吉尔政治生涯中始终占据中心位置的议题，那就是战争与和平规模大小的问题。在他二十五岁生日时，也就是他逃脱波尔战俘营的几周之前，他给伯尔克·科克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证明丘吉尔看到了技术、财富和政治变革不仅为“全面战争”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会使战争转变为争取个体地位而展开的意识形态较量。
丘吉尔这封信的对象是科克伦，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国会议员。信的主题是关于“托拉斯”经济问题，日后这个问题变成了美国政治的焦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政府要怎么应对20世纪的社会变革，丘吉尔的观点很鲜明——情况也确实如此，这个问题是他早年内阁生涯的中心议题。但是从他早年的生活中，甚至在他进入政坛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现代世界中物资生产使用的规模史无前例，这在战争领域得到最有力的体现。在《河上战争》中，他观察了“可怕的科学战争机器”，这引发了他的思考：当两个现代化国家——而不是英国和苏丹托钵僧——用现代战争武器对峙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时还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
几乎所有与1898年苏丹战役相关的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们都认为，这场战役不过又是一场为了维持19世纪晚期大英帝国的版图而爆发的小型军事冲突或者边境冲突。人们认为，属于拿破仑和路易十四这样的自大狂的大陆战争时代已经结束。丘吉尔之后在《世界危机》一书中写道：“这看来不可思议，伊丽莎白女王统治至今，我国发生了一系列大事，我们已取得了三次成功，而今一切再度重演，这第四次的规模更为宏大，无可估量。”
这并不仅仅是回顾历史的华丽辞藻。事实上，丘吉尔首先想到了大陆强国之间爆发激烈冲突的可能性——大战会发生在1914年左右——当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在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几个惊世预言中，这是第一个。
对于丘吉尔，人们一直存有一份误解，认为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更准确地讲，他是一个叛逆的学生，而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常常感觉课程索然无味，对当时的标准教育方法反感。从他早年的学校生活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英语学习方面，他非常聪明灵巧，在历史学习和运用课程知识方面更是一个天赋异禀的奇才。然而，在“惩戒报告”中，他还是常常榜上有名，或者在学期末变成班上成绩的倒数几名。
丘吉尔在哈罗公学的导师罗伯特·索莫维尔发现了这个男孩的才能。实际上，索莫维尔认为丘吉尔应该进入英国著名的大学学习，但丘吉尔最后却报名进入了位于桑德赫斯特的英国皇家陆军官校。在丘吉尔十四岁的时候，索莫维尔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让他自选题目写一篇论文。他想给他的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看看他通过发挥想象力和对历史的全面知识能写出什么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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