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陈淑芬的婚礼虽然举行得十分热闹，但婚后却不怎么幸福。
梁漱溟是个社会责任感很强、做事颇为认真的人。他一旦投身事业和工作，很少顾及家庭。正像他在《寄宽恕两儿书》中所说：“我不谋温饱，不谋家室。”他太钟情于事业，必然冷落陈淑芬。对此陈淑芬想法颇多。此外，家中事情都落在陈淑芬身上，也使陈感到很吃力。陈淑芬的脾气大，一遇不顺的事就爱发火，而且很难说通。陈淑芬的脾气不好，梁漱溟最为反感，也很难容忍。因而，两人时常为琐事发生摩擦。
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梁漱溟不是很满意。
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访问梁漱溟，问及他与陈淑芬的婚姻时，梁漱溟摇头说：“妻子的个性是如此好强，结果是……唉！唉！唉！”在谈话中，梁漱溟还向艾恺教授透露了当年他与陈淑芬结婚时，陈淑芬未向他和媒人、记者讲出真实年龄。陈淑芬女士当时已经47岁，但月老牵线时，隐瞒了陈女士的真实年龄，说是40岁。
陈淑芬个性强，脾气暴躁，成为梁漱溟的夫人后，有时在公众场合仍不大讲礼仪，这令梁漱溟很是尴尬。有一次，梁漱溟和他的朋友——“性格古怪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交谈，谈到女人，梁漱溟说女人不是创造者，是创造创造者，他认为年轻的女人，其身体和责任就是生育。谁知这话惹恼了陈淑芬，当场让梁漱溟下不了台。“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两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两任太太比较起来，梁漱溟似乎更怀念发妻黄靖贤，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
尽管梁漱溟对后来这次婚姻不太满意，但他还是很感激陈淑芬，因为陈淑芬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与他结婚的，陪伴他从中年进入耄耋之年，并为他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也正因此，当陈淑芬于1979年去世时，梁漱溟亲自为她诵经守灵。梁漱溟的弟子胡应汉结婚，梁书条幅赠之：“男女居室，西人言爱，中国主敬，敬则爱斯久矣。”“敬”是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的概念，这“敬”里有夫妻平等、举案齐眉、相濡以沫的内涵。或许这话最能代表梁漱溟的婚姻观。
梁漱溟说，所谓“人生态度”，是指人日常生活的倾向，往深里讲，它属于哲学的范畴。中国人喜欢将人生态度分为“出世”与“入世”，梁漱溟认为这样分太笼统。他将人生态度分为三种。第一种叫“逐求”，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追逐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方面受趣味引诱，一方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第二种人生态度叫“厌离”，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人有一个特点，即能够回转头来反看自己。当这种人回过头来冷静地观察生活时，即感觉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促使人觉得人生太无意义。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态度。
第三种人生态度叫“郑重”，持这种人生态度的人一方面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另一方面自觉地尽力去生活，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
梁漱溟先生指出，这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深浅。逐求是世俗的道路，郑重是道德的道路，而厌离则是宗教的道路。
西方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追求物质享受，是逐求的人生态度。印度人注重宗教生活，属厌离的人生态度。中国人强调“正心诚意”“慎独”“忠恕”“仁义”，属于郑重的人生态度。三者比较而言，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者相较，则郑重较难。逐求与厌离这两条路同样背离了人类的本性。人类的本性不是贪婪，也不是禁欲，不是驰逐于外，也不是清静自守，人类的本性是很自然很条顺很活泼如活水似的流了前去。所以，逐求与厌离这两条路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合理的人生态度。
梁漱溟先生推崇的是中国传统儒家的郑重的人生态度。他说，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有可能，但那是很不容易的。普通人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理学大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归来尽力于当下生活。
我以为，梁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以此我们就能解释历史上许多人的“非常之举”，譬如弘一法师李叔同。他在经历了生命辉煌、艺术创造巅峰之后，却突然于39岁时抛家舍业，前往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与李叔同不同的是，梁漱溟虽然一度也想出家做和尚，但他到底是入了儒家，成为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并被世人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儒）”，而这一切，显然得益于他智慧而又艺术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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