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主要思想曾巩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一生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阐述了自己较为丰富的思想，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思想。
曾巩的思想有其渊源。曾肇在其《子固先生行状》里说：“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于经。”《宋史·曾巩传》里也认为其言“原本六经”。也就是说他的思想源头在于六经。曾巩在《新序目录序》里感叹：“天下之士各自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复知夫学之在统、道之有归也，”那么曾巩的“学”统在哪，“道”归于何呢？这些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答案。他在《洪范传》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诚、心正然后身修，身修然后国家天下治。以是为大学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见于经者，莫详于尧。”在曾巩看来道在“明明德”，要实践之，则应“知至、意诚，心正”，而其源则在《洪范》《大学》里头，他又说：“观《洪范》《大学》之所陈，知治道之本。”他也在不同的场合里也一再要求推广这“大学之道”，他在《熙宁转对疏》中说：“讲明旧学而推广之。”在《筠州学记》中又说：“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而“大学之道”出自《大学》，其作者为曾参。曾参是曾巩的祖先。他们也以有这样的先祖而感到荣耀，其弟曾肇在《子固先生行状》亦说：“今家南丰者，自高祖讳延铎始也。初，葳及参父子俱事孔子。葳乐道忘仕，孔子与之。参以孝德为世称首。而参孙西，耻自比于管仲。其世德渊源所从来远矣。”曾巩继承和发扬了曾参的思想，写就了天下道德文章。正如《行状》里所说：“天以道德文章钟于公身，以侈大前烈，开觉后嗣，实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兴者欤！”曾巩思想有其现实基础。他的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虽然为官，但其父因受诬而被罢，从此家道中落，不久去世。而他也在乡间耕读十余载，且担当起养教弟妹等十余口人生计的责任，直到三十九岁时才考中进士而人仕途。因而他有很长的时间是艰难地生活在底层。人仕后，又一直任地方官，辗转数地，对于百姓有了更多的接触与了解。他深深地感到，天下应以民为贵，以民为本。于是民本思想是他一切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
曾巩的民本思想渊源则在于儒家的“仁”及“仁政”。他在《战国策目录序》里很赞同刘向的“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的观点，因而天下应广开“仁义”之路，他认为宋太祖就是这样一位“仁心爱人”的皇帝，他所实施的统治“其仁如天”，于是自他而下有许多官员也是施仁政，如赵卞在越州救灾，“其仁足以示天下”。
正是源于此，曾巩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重“化”的教育思想。在曾巩看来，“化者，所以觉之也，教者所以导之也。”简言之，就是要通过教育使百姓能觉悟起来，自觉地去做合乎于“仁”合乎于“义”的事。并且通过长期的教化而使老百姓遵守“仁”“义”道德规范成为一种风尚，成为一种风俗，“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风俗一”，这样就可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无须使用刑政了。他认为，古代用刑不过是教化的一种工具而已，是教育百姓的一种方式。他在《洪范传》里说：“先王之刑刑也，其养民之具，教民之方。”当然，教化是要建立在百姓能有饭吃、不受冻的基础才能进行的。如果在此基础上不能教化好百姓，才能用刑惩处，而用刑又是不得已的事。他在《洪范传》里做了一个较为精当的阐述，他说：“使民足于养生送死之具，然后教之，教之不率，然后刑之。”“而民犹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已而不已也”另一方面，作为施刑者也应“责己而恕人”，对于他们的罪过应详察，分清是非过错失误，还是犯罪；是吃不饱，还是教育不到位，然后定罪施刑。他说：“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过也，终也，其养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则必责己而恕人。”他在《与王介甫第二书》中说：“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用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要完成教育之任务，则在学校，他在《洪范传》中说：“养之于学，所以使之讲明，文之以礼乐，所以使之服习，皆教之具也。”在《劝学诏》里也说：“先王兴庠序以风四方，所以使学士大夫明其心也。”同时还要改革与之相配匹的科举制度，因为“今之学校，非先王教举之法，今之科举，非选王造士之制”，他认为不仅要加强教化，使之成为风俗，还要使用好的选材办法，选出优秀人才，并使之成为一种导向。一方面要沿用、完善科考选材的办法，其次是使用“特举”的办法，将一些有特别能力的人选拔出来。
其二，“政以养民”的民本思想。曾巩在《洪范传》里对于‘‘政以养民”的重要性作了总结性阐述，他说：民能保极，则不为外物戕其生理，故寿。食货足，故富。无疾忧，故康宁，于汝极，故攸好德。无不得其死者，故考终命。
人君之道失，则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宁，故忧。食货不足，故贫。不能使之于汝极，则刚者至于暴，故恶；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己之得失于民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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