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儒，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审。1992年10月任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主编过中国文史类书籍《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精编白话二十六史》、《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文白对照全译二十五史纲鉴》、《国史全鉴》、《中国全鉴》、《中华人物史鉴》、《二十五史通鉴》（编委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等。还主编过多部外国文学史类、百科综合类图书。在其所组织和编写的图书中，获各类国家级奖项达20余种。

　　《资治通鉴》，以各朝各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分析帝王人臣的品德善恶，治国理政的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因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和欢迎，他们以史为镜，借鉴前人得失，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该书内容博大精深，兼收并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以助人辨兴亡之事，明安邦之道，树为人之本，所以又成为研究者和平民百姓不可多得的经典。
　　《<资治通鉴>语录》则在浩浩千万字中精选编排，加工整理而成。所选编语录，分为原文、译文、注三部分。全书按照“为政之道”、“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用人之道”、“用兵之道”、“理财之道”7个方面，收集600余条语录，以时间顺序，选出书中经典的皇帝圣旨御批、大臣奏议谏言、朝中辩争论说以及诸多史家评述等内容，供世人阅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下午就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资治通鉴》则恰恰是以各朝各代治乱兴衰为线索，在记录历史的同时，分析帝王人臣的品德善恶，治国理政的政策得失，总结王朝更替的经验教训，博大精深，是史书中的经典，是从政为官必读之书。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宋代胡三省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
　　第17卷汉武帝建元元年
　　【译文】所谓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就是推行礼乐教化的结果。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长治久安，但是却有许多国家遭受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厄运。其原因在于君主用人不当，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
　　【注】董仲舒在答卷中宣扬他的以儒治国的道理，指出道是治国的途径，离不开仁义礼乐的教化规范，归根结底是要正当用人，只有用好人，规范理教，政治才能清明，国家才能长治久安。这个道理，古今皆适用。
　　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第17卷汉武帝建元元年
　　【译文】弹奏琴瑟音律不和谐，严重时必须解下旧弦，更换新弦，才可以弹奏；实施统治遇到了阻碍，严重时一定要改变政策，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自从汉朝得到天下以来，一直想治理好国家，但至今没有治理好，其原因就在于应当实行改革的时候而没有实行改革。
　　【注】董仲舒在答卷中用旧弦必须更换新弦才能弹奏的比喻，说明要想治理好国家，一定要实行改革。当社会出现大问题，矛盾冲突激化时，应该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改革是缓解社会冲突，缓解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巩固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
　　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趋利无耻；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第17卷汉武帝建元元年
　　【译文】因此，百官都追求虚名假誉而不注重实际政务，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仪，内心却有背叛君主的念头，弄虚作假，追逐财利，毫无廉耻；所以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死人一个接一个，但是犯罪却没被制止，是风俗的影响造成了这样的状况。现在陛下统治全国，天下没有不服从的，但是却没有给百姓带来功德，大概是由于您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一书说：“尊重所听到的道理，他就算是高明了，实践所知道的知识，他就算是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就在于认真注意罢了。”希望陛下能依据所听到的道理，真诚地信奉它并把它推行出来，那么，您与圣明的三王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注】董仲舒在答卷中叙述了周秦以来历史上的教训，指出官员弄虚作假，追逐名利，不重务实的弊端，恶劣风气；听取百姓呼声，做一个圣明之君。自古以来，官场腐败之风几乎是封建王朝的通病，直至现代，这些弊端仍有滋生的土壤，治理国家对此不可不重视，只有坚决煞住不正之风，才能有清明的政治。希望汉武帝能看到这些。
　　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第17卷汉武帝建元元年
　　【译文】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就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就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注】董仲舒总结了历代治国经验之后作了这样的结论。
　　臣闻上古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深刑重罚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赏重刑，未足以劝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则分职治；去无用之言，则事情得；不作无用之器，则赋敛省；不夺民时，不妨民力，则百姓富；有德者进，无德者退，则朝廷尊；有功者上，无功者下，则群臣逡；罚当罪，则奸邪止；赏当贤，则臣下劝。凡此八者，治之本也。
　　第18卷汉武帝元光五年
　　【译文】我听说上古尧舜那个时期，没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奖赏，百姓却相互勉励行善，不重刑罚，但百姓却不犯法，这是因为君主为臣民做出了真正的表率，而且对待百姓很讲信用；到了政治昏暗的时代，有尊贵的官爵和丰厚的赏赐，但百姓却对这些诱惑无动于衷，设立了严酷的刑罚却不能禁止违法犯罪，这是因为当时的君主本身不正，对待百姓又不讲信用。用丰厚的奖赏和严酷的刑罚，还达不到鼓励行善、禁止作恶的目的，只有靠讲究信用，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根据人的不同才能而委任相应的官职，让他们各司其职，做好工作；抛弃无用的虚言妄语，就能了解事情的真象；不制作无用的器物，就可以减少对百姓的赋敛；不在农忙季节征发民力，不影响百姓生产，百姓就会富裕；有德的人受到重用，无德的人被罢免，朝廷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有功的人升职加官，无功的人降级罢免，群臣就会明白退让的道理；判处刑罚与罪行相应，就能制止犯罪；给予奖赏和德才相符，就能使臣子感奋勉励。上述八项，是治理国家的根本。
　　【注】菑川人公孙弘在汉武帝挑选人才的考试答卷中阐述，治理国家首先要君主为臣民做出表率，讲求信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他还提出八项治国理政的要务。这些看法，至今都有现实意义。
　　故民者，业之则不争，理得则不怨，有礼则不暴，爱之则亲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礼义者，民之所服也；而赏罚顺之，则民不犯禁矣。
　　第18卷汉光帝元光五年
　　【译文】天下百姓，让他们各自从事生产就不会发生争斗；让他们各自申明情理就不会产生怨恨；让他们接受教育知道礼义就不会使用暴力；君主爱护他们就会换来他们对君主的真心拥戴，此是统治天下的当务之急。礼义，是百姓甘愿服从的；再用奖赏和刑罚来推行礼义，百姓就不会违犯法令了。
　　【注】公孙弘在答卷中谈治理百姓应以礼教和奖罚并用。任何社会，人民群众都是执政者政权的基础，民心是最重要的。民心顺，政权稳；民心乱，国家亡。作为执政者，要懂得为民执政的道理，要知民、爱民、为民，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就无往而不胜。
　　气同则从，声比则应。今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
　　第18卷汉武帝元光五年
　　【译文】气相同就能互相影响带动，声相同就能互相呼应。现在，君主在上面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德义，百姓在下面与君主相谐调，所以心和就能气和，气和就能形和，形和就能声和，声和就会出现天地安和了。所以阴阳安和，风调雨顺，甘露普降，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稻谷茁壮生机勃勃，红色瑞草萌生成长，山岭不光秃，湖泊不干涸，这是天地安和的最佳状态。
　　【注】公孙弘在考试答卷中谈到关于如何达到天地安和的最佳状态，最关键的是君主率先垂范，以德以义取信于民，做到与百姓息息相通，即可达到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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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政之道
为君之道
为臣之道
为人之道
用人之道
用兵之道
理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