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雅德眼中的晚清中国（1861-1910）》：
其次，一个国外宗教机构竟然无视中国皇帝和中华古老文化，对中国的基督教信徒横加干涉，蔑视中国人的敬天、祭祖、祀孑L等习俗，这种粗暴强硬的态度是康熙皇帝所不能忍受的。康熙皇帝统治期间是清朝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皇帝根本不可能容忍一个所谓“蛮夷”的西方机构如此无礼干涉中国文化和礼仪。罗马教皇的武断干预最终导致康熙皇帝禁教，这是那段历史的缩影，也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一段悲剧。从此，康熙皇帝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三朝继续执行禁教的政策，基督教在华力量遭受空前挫败。直到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通商港口得以开放，西方传教士才重新有机会来中国传教。清初“礼仪之争”在西方舆论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掀起了一场中国热。正如莫东寅先生所说：“礼仪问题兴起结果，各派传教士，皆为拥护己派，详研中国礼俗，其报告论著大刺激欧洲教界，西人对于中国文物之知识，乃见一大进展，此近代西欧东方知识发达史重要事件也。”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李秋零这样评价：
中国禁教，在清初因耶稣会士的努力而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西学东渐就此中断，翻译、介绍西方宗教、哲学、科技的活动基本沉寂。随禁教而来的是日趋严重的闭关锁国政策。它虽然并不是禁教的必然结果，但却与禁教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闭关锁国使中国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在强盛时期融入世界的机会。
中国从此与西方拉开了距离，当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突飞猛进之际，中国却在沉寂中昏然酣睡，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秦晖在《南方周末>这样评论：“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再者，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傲慢无知导致了历史上曾经蓬勃发展的中西文化交流陷入沉寂。
晚清时期，慕雅德等西方传教士来华后，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礼仪的理解有了更广阔的背景。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接受在两次“礼仪之争”中呈现出不同的景象。如果说利玛窦时代的传教策略还是停留在蓄发留须，身着儒服，研习汉语，翻译典籍，以“西儒”身份迎合中国文人，传播福音，那么到清末，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中西外交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峰期，西方传教士、外交官、旅行家蜂拥而至，中西文化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传教士参与的各种医疗和教育事业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基督教传播的途径越来越多样，很多传教士从事不同的工作，并借此传播基督教，不再钻“礼仪之争”这个牛角尖。
19世纪60年代，慕雅德等西方传教士进人中国的那段时期，在上海、北京和其他省会城市，许多传教士与中国土大夫合作，建立新闻出版社、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进行所谓的“间接传教”“学术传教”。英国圣公会在浙江、上海一带建立医院，创办学校，翻译出版《圣经》的方言译本，都潜移默化地传播着西方科技和宗教文化。
比较明末清初利玛窦和晚清时期的传教士，可以看到两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不同的接受程度。一方面，欧美已经开始进入了文化宽容的时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礼仪的态度在渐变，“像明末清初的大规模社会争端，终于不再重演”。慕雅德、丁韪良、艾约瑟、李佳白等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都是较少受到神学限制的英美新教传教士。他们都在华居住几十年，对中国的文化礼仪耳濡目染，比较了解中国礼仪习俗的机制。所以他们对中国礼仪的策略是理解并接受，在理论上采取“耶儒相辅”之说。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的进步，英美传教士比过去来自意大利、法国等的耶稣会士更有力量渗透和改造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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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捷报》1911年5月27日
★许多英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不真实的、梦幻般的地方，就像中国陶瓷上飘逸的杨柳图案。《年轻的中国》将告诉我们中国孩子自然和真实的生活。书中插图出自一位极有天赋的中国画家戴马太（Matthew Tai）之手。此书作者慕雅德，这位居住中国长达47年的资深传教士，把他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传教和教育事业。几乎没有一个传教士如此熟悉这个国家的人民。
——T.H.Darlow，《年轻的中国》前言，19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