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仁”释礼——儒学核心思想在礼学中的呈现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提炼出一个包括个人伦理、家庭伦理、国家伦理乃至宇宙伦理的成熟而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而“仁”即是中华道德体系之核心。“仁”既指“仁者，爱人”这一德目，还是中华美德之总和；如果将中华道德体系比喻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仁”即是树之根系与主干，而“孝”、“悌”、“忠”、“义”、“信”、“恭”、“敬”、“慎”、“忍”、“谦”、“勤”、“俭”、“让”等德目则是“仁德”之树的枝叶和花朵。
“仁”既是儒家伦理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核心，也是儒家构建礼学体系之理论基石。儒家将“仁”作为最高道德准则，而“礼”则是引领人实现“仁德”境界之路径；儒家将“仁”作为“礼”之精神，赋予“礼”全新的含义。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礼在贵族中已蜕变为庸俗、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与内在的道德情感相脱离。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礼记》以“仁”释礼，在对礼的阐释中倾注了丰富的道德情感；在“仁者，爱人”之人性光辉照耀下，对原本显得刻板凝滞的礼仪条文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将以“仁”为核心的美善之德看作是礼之精神，而礼则是人内心“仁德”的外在文饰。
儒家认为，礼应该与人内心的道德互为表里、不可分割和水乳交融。《礼器》曰：“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并用贴切的比喻来说明“忠信”之德对于礼是多么重要：“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忠信”之德是礼的灵魂和礼的生命之所在。
儒家以“仁”释礼，将“不下庶人”的“礼”扩展到社会各阶层；认为“礼”不应仅为贵族所有，而应该下及庶人，成为普及于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规范。《曲礼上》曰：“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人的价值不是由地位高下和财富多寡决定的，一个人即使身为“贫贱”、为“负贩者”，但他“知而好礼”，就可以“志不慑”，从而拥有人性之尊严。
儒家论葬礼，针对当时用活人殉葬的丑恶习俗和用俑人殉葬之风气，站立于“仁者，爱人”之立场对丧葬礼俗进行了严厉的拷问。《檀弓下》记载：“陈子车死于卫。其妻与其家大夫谋以殉葬。定而后陈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养于下，请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礼也。虽然，则彼疾当养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则吾欲已；不得已，则吾欲以二子者之为之也。’于是弗果用。”陈子亢是孔门弟子，儒家仁学思想的文化洗礼使他能够在丧礼中力排众议，以“非礼也”否定用活人殉葬之陋习。
人的生命在儒家的文化诉求中获得了极高的价值，儒家不仅反对用活人殉葬，甚至反对用俑人殉葬。《檀弓下》记孔子曰：“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孟子·梁惠王上》曰：“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用俑人殉葬与“人殉”相比，是丧葬礼俗的发展和历史的文明进步，但儒家以“仁”观照之，用中国语境中最激烈的措辞诅咒“始作俑者”，认为这是对生命尊严的亵渎！
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孔子对当时的礼，独有许多精邃细密的研究”，他能够发明出礼之“内心”，探寻出礼之“真意”①。孔子及其后学释礼，从中发明出的礼之“内心”与“真意”之一，即是礼所蕴涵的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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