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与皮肤：两仪之间的身体

　　作为天子，皇帝需要主持每年冬至的祭天仪式——这时的北京寒冷而萧索。祭天场所设在京城南郊，那里有一座巨型的三层汉白玉石坛。祭天所在的“郊”，在英语译作“suburban”（郊区），但是它的实际含义为“boundary”（边界）。因此，祭祀地点被安排在城市与乡村的交界，正如祭祀活动调和“在上的天”和“在下的地”。

　　每年的大多数时候，圜丘素颜以待，毫无陈设。只有在仪式期间，人们才铺上地毯，点起火把，布置好帐篷、香案和供牲用的器皿。但是与宏伟永恒的祭坛和周遭的空旷相比，这些器物显得如此渺小。祭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身着龙袍的皇帝和头戴貂皮镶宝官帽的百官。

　　为了从绘画过渡到礼仪表演，我想首先讨论另一种丝制的平面，即印有花纹的服饰平面。然后，我将探讨典礼中盛装以待的身体为何可以比作祭祀用的“器”。

　　满族服饰的设计充分考虑了马背民族的灵活性，它由几个组件构成：上衣是齐裤的短款袍褂、下裳是前后开襟的下摆。礼仪用的朝服（图11）遵循这一形制。每逢科举考试，进士们会由皇帝亲自授予朝服（宫崎市定，1981：87）。朝服由丝绸制成，印有或绣有各种纹饰。朝服纹饰与更为常见的旗服和龙袍相似，它们不易损坏的特点有利于我们研究清代服饰的象征主义。

　　袍服表面绣满了宇宙符号，比如大地、海洋和天空。衣服的下摆是水脚，绣有波涛翻滚的水纹。袍服的四条轴线（即东、南、西、北四个主要方向）是高耸的山峰，它们的上方是云空纹，内藏升起的龙纹和其他象征帝王和宇宙的符号（坎曼，1952：81）。在穿戴袍服时，穿戴者的头部从镶有祥云的衣领探出，这个动作从动态的微观层面呈现了18世纪中国人眼里的宇宙。毫无意外，帝国官员全都身着此种袍服。

　　在上述基本型制之外，皇帝的龙袍绣有古代的“十二章纹”（恽敬，1883），包括日、月、星辰、山、龙、华虫、黼（象征裁断的权力）、黻（惩罚的力量）、宗彝、藻、火、粉米（坎曼，1952：87—88）。在清朝，只有在1759年乾隆皇帝颁布《皇朝礼器图式》后，十二章纹才得到使用。它们与祭礼关系密切。在18世纪，人们认为这些符号不但能够指代人世之上的宇宙（四种主要祭祀、生动的自然、五行），而且可以指代君主的品质（包括临照、镇、变、孝、洁等）（坎曼，1952：90—91）。这一对外在宇宙和内在人格的双重指涉，显示出承载这些纹饰的皇帝是礼仪表演的核心。

　　l759年的《皇朝礼器图式》规定，上朝时的服饰需要另有一层区分皇帝和百官的装饰。官员们需要用一种黑色短褂罩住袍服，在胸前、背后和肩部缝上体现官员品级的长方形补子，按照文禽武兽的方式标定九个品级。只有皇帝能够露出袍服上的符号。这样，乾隆皇帝肯定了君主在宇宙层面表述意义和恢复这种力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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