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的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并不“专对刘裕”，而更多针对整个士流：“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移风易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从他的诗文中到处都看得出来。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梁先生此论一出，促使陶渊明的忠晋研究至此分为两途：否定者批评、赞成者附和。批评者以陈寅恪先生最具代表，他直言不讳说：“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向行动，故按诸渊明所生之时代，所出之家世，所遗传之旧教，所发明之新说，皆所难通，自不足据之以疑沈休文之实录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的关系》）赞成者以当代独倡陶渊明平淡诗风最盛，重视陶渊明的平淡诗风，而忽略其金刚怒目式的忠愤一面，这是对梁启超说法的进一步深化，甚至否定陶渊明的忠晋情怀，全盘否定沈约《宋书》的记载。这样的理解，可能就距离梁先生的初衷有些远了。其实，梁先生并不否定旧说中陶渊明忠晋的提法，只是指出“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指出陶渊明的辞官不仕并不“专对刘裕”，强调陶渊明辞官归隐有着更高人格追求的动机。

　　同时，他还指出：“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几乎首首都是眷念故君之作。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但以那么高节那么多情的陶渊明，看不上那‘欺人孤儿寡妇取天下’的新主，对于已覆灭的旧朝不胜眷念，自然是情理内的事。”可见梁先生并不全然否定陶渊明忠晋之说，只是不赞成“几乎首首都是”，不赞成把他拔得太高。梁先生的这些看法，把陶渊明从深陷道德的泥沼中解放出来，有利于陶渊明研究的健康发展。

　　不过，梁先生否定陶渊明辞官归隐是“专对刘裕”的旧说，还需稍加辨正。他认为：“若说专对刘裕吗，渊明辞官那年，正是刘裕拨乱反正的第二年，何以见得他不能学陶侃之功遂辞归，便料定他二十年后会篡位呢？”由于梁先生过多地肯定陶侃的“功遂辞归”，便断定刘裕或许也会这样做。这其实只能算是书生的善良推断。按之《晋书·陶侃传》，陶侃作为一代“悍将”，也曾有过觊觎神器的野心，只是因梦见自己往飞南天门，断翅坠地的不祥之兆，才断弃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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