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1937年生于江苏省江阴县杨舍镇（今张家港市），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契诃夫作品的研究者和翻译者，著有《他山集》《戏剧笔记》《阅读契诃夫》《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一双眼睛两条河》，散文随笔集《惜别樱桃园》《俄罗斯回声》《阅读俄罗斯》《潘家园随笔》，剧本集《赛纳河少女的面模》，译著《爱的故事：契诃夫和米奇诺娃》《可爱的契诃夫：契诃夫书信选》等。

　　安东·契诃夫，一位享誉全球的俄罗斯著名剧作家、短篇小说圣手，“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尔斯泰语），在他去世百年后的今天，他的作品依然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依然被不同国度、不同年龄与肤色的人们所喜爱、欣赏与解读，依然不断地被再版、再排、再演。
　　契诃夫是忧郁的。他的忧郁缘于他有一双超越时空、洞悉一切的慧眼。站在19世纪末有些陈旧的门槛上，他不仅看到了浮华世象之下的庸俗、狭隘、自私与丑恶，更天才地预见到了20世纪、21世纪乃至更远的将来，那明媚曙光中挥之不去的游移暗影——心与心的隔膜。同时，契诃夫又是乐观的。他的乐观源于他对同类深切的爱，源于他对人类未来的坚定信念与美好憧憬：新生活终将到来！他为此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忍耐，要有勇气承受痛苦与磨难，更要加倍努力地工作。

　　《纪念契诃夫逝世110周年丛书：契诃夫传》：
　　开头的这段环境描写，先写出了车夫姚纳在茫茫人海中的孤独。姚纳的儿子刚死不久，他需要把心中的苦恼向人诉说。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姚纳四次想向别人诉说苦恼而均告失败的过程。
　　姚纳碰上的第一个乘客是一位要到维堡区去的军人。在赶车的过程中车夫抓住机会想向这个军人诉说诉说自己的苦恼，但他刚刚说过“老爷，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他“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就死了……”乘客就不耐烦地朝他吼道：“赶车走吧，走吧……照这样我们明天都到不了。”车夫只好住嘴。此后他有好几回转过身去看军官，可是军官闭着眼睛，分明不愿意再听了。姚纳终于没有能把心头的苦痛向这位军人倾诉。
　　姚纳拉到的第二批主顾是三个夜游的青年人——“两个长得又高又瘦，另一个是个矮子，还有点驼背。”三个年轻人坐在车上不住地胡说八道，姚纳“等到他们的谈话有了一个短短的停顿”，便赶紧插进一句话：“这个星期，我儿子死了。”不料那个矮个子青年打断了他的话头：“谁都会死的……快走！快走！先生们，我绝对不能再这样赶路了！”姚纳想说一说他儿子是怎么死的，但这三个青年人像那个军人一样地对他的苦恼无动于衷。
　　送走了三个青年人之后，车夫又遇到了一个他以为可以倾吐衷肠的对象：
　　姚纳看见一个看门护院的仆人，手里拿着纸袋子，就决定去和他说说话。
　　“亲爱的，现在几点啦？”他问。
　　“九点多……你把马车停在里干做什么？走开！……”
　　姚纳把马车挪走了几步，弯下腰去，任凭苦恼把自己包络住……他知道向别人诉说已经没有用处……第三次碰壁之后，姚纳还没有完全泄气，他看到“墙角里，有一个年轻的车夫爬起来……伸手去拎水桶”。姚纳连忙走过去与他搭讪，顺便带出了那句他已经说过好几次的开场白：“可，老弟，我的儿子死了……听到了吗？这个星期死在医院里……”姚纳满以为这个年轻的车夫会耐心听听同样是马车夫的他的苦恼，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年轻小伙已经盖上被子蒙着头，睡着了。接下去契诃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如同那年轻人想喝水那样，人要说话。儿子去世快一个星期了，但他还没跟什么人说过……应当从从容容、条理分明地说一说……应当说一说儿子怎样得的病，这病是怎么折磨他的，他在临死前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死的……”姚纳是那样地急于把这一切苦恼讲给什么人听，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于是，姚纳只好喃喃地把这一切说给了那匹小母马听。小说最后写道：“小母马嚼着千草，倾听着，朝着自己主人的手上喷着热气……姚纳讲得出了神，把所有要说的话，统统讲给了它听……”
　　《苦恼》的结尾意味深长。当人不能与自己的同类进行交流，人便不得不从异类中寻找交流的对象。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契诃夫在《苦恼》中通过对于一个马车夫姚纳的“苦恼”的描述，对人类的苦恼作了概括性的描述。契诃夫在这里苦苦思索的是深层次的人生困顿，因此他在解释造成小说人物的苦恼的前因后果时，并没有把社会不公与阶级对立放在主要的地位。对车夫姚纳的苦恼漠然置之的不仅有那个军官，有那三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而且还有同样属于劳动阶层的那个看门人和那个青年车夫。契诃夫在为《苦恼》选择“我向谁诉说我的痛苦？”作题词时，似乎有意借助这句语出《旧约全书》的哀叹，把读者的思路引向对人生悲哀的更为概括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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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少年时代
初登文坛
渐入佳境
《苦恼》的价值
“草原”歌手
萨哈林岛之行和欧洲之旅
乡居生活
创作高潮
关于爱情
《海鸥》的命运
契诃夫与托尔斯泰
结婚前后
晚期创作
最后时刻
附录契诃夫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