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
基辛格的著名俏皮话——如果我呼叫欧洲，它的号码是多少呢？-没抓到要领，因为欧洲与一套象征和价值观念体系相应。欧元是其中之一，但它的价值观念反复无常地动摇不定，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却深深地植根于往昔。
哪个过去？谁的过去？过去的两个世纪中，欧洲把自身撕裂，而在边缘，在爱尔兰、俄罗斯和巴尔干国家，它依然是涣散的。许多事件是它解体的原因，比如工业革命和它们之中的阶级斗争。但最有破坏性的力量，唯一能够动员民众并猛烈推动其相互斗争的力量是民族主义。始于1792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结束了受过教育的精英中各个人共享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思想方法的欧洲。因而，为了与他们共同的过去进行往来，欧洲人必须越过19世纪和20世纪，大大地向后跳跃一步，重新考虑18世纪欧洲人的生活范围。
并非任何人都想要使旧政权复兴。那时，绝大多数欧洲人生活于苦难中。在易北河的东方，他们之中多数人是农奴；在西方的大多数人则生活在智力的奴役状态中，不会阅读，或不能坚持康德得自启蒙运动的理性成熟（成年）。启蒙运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运动，充满矛盾和逆流。它从未左右过杰出人物当中大多数人的忠诚，且它并不等于18世纪智力生活的全部。可是，它主张存在于今日欧洲共同体中心的价值观念，它以一种为民族主义提供替代物的方式进行——亦即，它发展一种泛欧洲的生存方式，当代通称世界主义。
近代诸多自我意识源自民族观念的认同，所以，我们几乎难以7把世界主义想象为一种生活方式。18世纪提供了关于那种经历的说明。举例而言，考虑一下萨瓦的尤金亲王。一个为奥地利作战的意大利法国人，他在签名中结合了三种语言，尤金诺·封·萨瓦。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说，他与绅士们讲法语，与马匹讲德语。而乔治一世则对其英国臣民讲德语。对于这样的君主或18世纪中任何统率部队和掌管外交的其他人而言，民族性的意义微乎其微。战争属于均势的游戏，一次围攻和季节性战役，旨在夺取战略地位，而非征服国家。
战争是王室的游戏，以王朝的名义进行，因此，发生了西班牙继承权战争（1701-1714）、波兰继承权战争（1733-1738）和奥地利继承权战争。军队没有共同的制服或旗帜。步兵包括大量的外国人，与其说军官与在其领导下战斗的士兵数目等同，不如说他们与敌方中的反对者的数目等同。若被俘获，他们往往被与另一方同等级别的俘虏互换，并在夏末返回。其时，作战停止，歌剧季即开始。
当然，士兵们常常蒙受苦难——马尔帕拉凯战役（1709年）后，在1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34，000名士兵阵亡或负伤；在波罗迪诺前最血腥的战斗中（1812年）有75.000死伤者——但他们并没有为一项事业或为歼灭敌人而战斗，而且平民们有时为另一方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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