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乌鸦与麻雀》看“轧金子”
　　晨。黄浦江中烟雨迷蒙。
　　中央银行的铁门紧闭着。人们经过一夜晚的搏斗，此刻比较安静多了，都在疲乏地等着开门。
　　人们有的大口啃着长长的罗宋面包，狂喝着军用水壶的水；后面的一个饿慌了，眼巴巴地看着，在那儿咽口水；一对中年的夫妇，两人前后围着一张美国军毯，脑袋露在外面；另一个人一根接一根地在狂抽纸烟，后面远处伸出一只手来讨，他是相应不理，而隔两个人之后的那瘾君子急得抓耳挠腮；有人把破雨伞架在肩上，两手脱空，脑袋搁在人家背上熟睡打鼾；……
　　这是老上海经典电影《乌鸦与麻雀》里，上海市民奋力轧金子的一幕场景，那些经过一夜排队挤轧的市民，此刻正期盼着中央银行的大铁门缓缓打开，用手中一点浸透着血汗、却又飞速贬值的法币或金圆券，幻想着换得可怜的一点点金子。
　　电影里，住在石库门里的小商贩萧老板夫妇，想用金圆券顶下房子，做二房东，但没人愿收这飞速贬值的钞票，于是想出“轧金子，顶房子”的妙招，“我们先把金首饰拿出来卖黑市；卖了黑市，去挤金子；挤了金子，再卖黑市；卖了黑市，再轧金子……啊！本钱有了！……”
　　夫妇俩把家里所有值钱的物品：金首饰、香水、玻璃丝袜、盘尼西林，统统拿出来，向“房东”——国民党国防部军官侯义伯及姘妇余小瑛押得4000元金圆券，连夜赶到外滩中央银行排队去轧金子。
　　轧金子，关键在“轧”，是上海方言凑热闹、贴上去、挤进去的意思，如轧闹忙、轧朋友。轧，读音“嘎”（ga），想象一下，金子一轧，嘎嘎作响，何等吸引人；不过要轧金子，先要轧人，上海话叫人轧人，人山人海中，哪能介容易落到你头上，所以需要拼命挤兑，那状态实在癫狂。电影里，萧老板夫妇晚上冒雨去外滩排队，说：“今晚拼着不睡觉，明儿还怕轧不到？”路上遇到一个瞎子也去轧金子，便嘲笑：“瞎子也来轧金子！”瞎子回击：“瞎子就不能轧金子！？”
　　其实，有来头的早就用军饷、生产贷款，装上贴着封条的军车走后门交易了。轮到要排队的，十有八九是装装门面，虚张声势，真正抛售给市民的黄金，又有多少！连黄牛都轧不到，何况普通市民呢。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梯尔·布勒松1949年在上海拍摄的《轧金子》，就表现了国民党政权崩溃时，上海市民们争先恐后地把一落千丈的金圆券，到外滩中央银行兑换成黄金的实况。照片略显模糊，仿佛动态化，以大师的水平，不是有意为之，实在是挤兑人群排山倒海般的躁动，无法使镜头定格。（参见收藏布勒松一书）
　　再说萧老板夫妇，非但未轧到金子，反而被黄牛党打得半死，落荒而走。更惨的是，金价又被政府无端加了“平衡费”，每两两千五涨到六千五，萧老板夫妇的金圆券，连一两金子都买不到，抵押的物品又因过了期，被侯义伯扣押不还。
　　上海市民轧金子的高潮，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初黄金风潮案时，法币一泻千里即将崩溃之际；第二次是1948年底，法币已改金圆券，国民党统治总崩溃就在眼前，金圆券显然比法币更不如人意，有当事人回忆，当年金圆券贬值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一个可笑的例子是，当年走进小饭铺进餐，千万记得先付帐，保不定一顿饭的功夫，饭价就会上窜不少。
　　无奈，上海市民捧着朝不保夕的金圆券，企望轧一点金子保值，野心更大一点像萧老板夫妇，就得陇望蜀了，还想着轧进轧出捞一点，做个二房东，结果可想而知。现场的惨烈，非亲身经历者难以体会，上千人围得中央银行水泄不通，维持秩序的警察“飞行堡垒”，又将排队的人群团团包围，从高处看，真是黑压压一大片，从头晚开始排队，到早上中央银行开门，人贴人，人轧人，进去容易出来难。更有甚者，竖的进去，横的出来。
　　据当时的报纸报导，在轧金子的高潮里，着实挤死了不少不幸的市民，1948年12月7日，挤兑人群与警察发生冲突，2名警察被打成重伤，9人被捕；23日，7人被挤死，45人受伤。像萧老板夫妇这样捡回一条命的还算幸运。
　　当年除了轧金子，其他生活用品都要轧，衣食住行，食为先，轧大米当然是重中之重，有一黄一白之说，黄是黄金，白是大米。《乌鸦与麻雀》里，众人听见米店到了一批须凭户口本供应的户口米，连忙一窝蜂地拿着袋子赶去，结果都空手而归。轧不到户口米，吃不饱肚子的上海市民，竟然一反斯文，发生了抢米、抢糖果点心事件，一时人心惶惶。不过比起轧金子的惨烈，轧户口米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电影表现的是“麻雀”斗“乌鸦”的故事，“麻雀”指的是租住在那幢石库门里的普通市民，乌鸦不用说就是黑心黑肺的侯义伯夫妇。但轧金子一幕，着实反映了上海解放前夕的民不聊生，国民党统治的摇摇欲坠。电影之真实如同新闻纪录片，剧组人员只须把眼前的现实，挪到电影里去而已，也难怪，国民党当局的电影检查官，对这部电影特别留意“检查”，在拍摄过程中就几次责令停拍，但都被剧组人员巧妙应付过去。解放后，这部电影还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好评，说演员是在冒着杀头的危险做事情呢。
　　李铭案中案
　　曾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吴国祯，在《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一书中，专门列了“李铭案”一节，回忆蒋介石曾在1948年有逮捕李铭的打算。李铭时任浙江实业银行（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并被蒋介石委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还兼任着全国银行公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等职，这么一位在金融界声名显赫的人物，何以惹恼了蒋介石，差点被逮捕呢？难道蒋介石还在为1927年李铭的“杀鸡取蛋”论耿耿于怀吗？当然不是。
　　吴国桢回忆道：“我突然听说要逮捕李铭，指控他未将银行里的全部外汇交给政府，据说他隐瞒了约3千万美元的外汇。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问他要逮捕李铭的消息是否属实。他说是真的，因为经国查出具体证据，他拒交3千万美元。我告诉蒋，他最好亲自过问此事，李的银行资本只有约500万美元，即使李将每一分钱，加上存款都变成美元，总数也绝达不到3千万，蒋感到吃惊。于是李铭未被逮捕只是受了警告。”（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p65）
　　蒋介石要抓李铭，似乎是听信了儿子蒋经国的话：李铭违背了政府的指令，没有按规定上缴持有的美元，干扰了以金圆券代替法币的“币制改革”。
　　据另一位银行家戴立庵（联合银行总经理）回忆，当时在上海“打老虎”的太子蒋经国事先找过李铭谈话。9月10日，李铭接到蒋经国的一封信，邀请他第二天上午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某号乐义饭店一叙。
　　翌日，李铭硬着头皮到饭店见蒋经国，还是为了这件事，要他交出银行内存有的外汇和黄金白银。为此两人争执不下。那天戴立庵同样被蒋经国请去谈话，正好撞见李铭与蒋经国在房间里，两人“讲话声音很大，似有争执模样”，旋即李铭从蒋经国房间里出来，“面红耳赤，神色颓唐”，狼狈而去。
　　至于蒋李两人在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蒋经国和李铭均未见记述，但从旋即被召进房间的戴立庵经历也可见一斑。
　　戴回忆，房间内朝窗摆了两张沙发，中间搁着一张茶几，旁边沙发上蒋的秘书坐在那里。蒋经国站在那里，很严厉地要他交出金银外汇。戴表示拿不出来，蒋说：“那好，我考虑送你到法庭还是特种刑庭去。”戴也顶了一句：“听你的便。”蒋经国在房间内踱来踱去，似乎马上要抓人的样子。
　　想来李铭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天被蒋经国叫去谈话的金融、实业界要人，另有钱新之、周作民、杜月笙、刘鸿生和荣尔仁等。钱新之因要去南京，改期再谈；周作民从蒋经国那里回来，即避入外国人开设的上海虹桥疗养院，后来搭乘陈纳德飞虎队的飞机，悄悄去了香港。戴立庵被要求具保，即非经准许，不得擅自离开上海。蒋经国为了迫使他们将所有黄金、外汇交出，不惜将这些父执辈的大亨们视作老虎，意欲一网打尽，不仅不看面子，而且连里子也不顾了，可见形势的颓败已到了何等险恶的地步。后来这些大亨们一念及此，无不心灰意冷。
　　其实蒋介石心急上火的背后，按当下的说法，是在谋划一个很大的局。
　　1948年8月19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索性彻底抛弃法币，另起炉灶，以金圆券代替急剧贬值的法币，谓之“币制改革”，每法币300万元可换金圆券1元；并要求各家银行、所有个人持有的外汇及黄金，悉数上缴中央银行，换取金圆券。同时规定，各地物价冻结在8月19日的价格上。以上措施，通过“财政经济紧急处方令”下达，立即执行。
　　因为这一措施出台太匆忙，来不及印制金圆券，只得从中央银行提出以前由美国公司印制的废券充数，上面连金圆券三个字都没有。这样的钞票，老百姓谁敢与真金白银相提并论，信以为真。
　　老资格的银行家李铭，被蒋介石委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这场“币制改革”的贯彻。最让他头疼的事，是如何动员各银行以及个人的外汇和黄金白银，去换取必定一文不值的金圆券。经过多次的不情不愿和上当受骗，各银行乃至老百姓早已洞察秋毫，况且现实的形势，谁不了如指掌呢？
　　可是李铭职责所在，没有什么办法推脱不干，他与几位金融界头面人物再三磋商，最终决定由各大银行、钱庄凑足1000万美金上缴中央银行，算是响应政府的号召，其中李铭自己掏了多少不得而知。但蒋介石闻讯大怒，认为李铭身为负责人，不思踊跃组织，仅仅上缴1000万美金，实在是李铭的搪塞之举。据蒋介石9月9日日记：“商业银行李馥生（李铭，字馥生——笔者注）等之奸诈，余欲严惩，而俞鸿钧则畏缩因循不敢任怨，故愤怒频作。”
　　他一个电话打到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那里，责令他立即查封浙江实业银行，责令其停业。俞鸿钧同样“畏缩因循不敢任怨”，蒋介石因此“愤怒频作”，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蒋介石一愤怒，后果自然很严重。不得已的李铭一面提高缴纳数额，一面托人向蒋介石疏通，总算勉强过关。
　　到了11月，金圆券已开始急遽贬值，社会动荡不安。这时候蒋介石故技重施，开放限价，准许人们持有金银外币，老百姓经过再三再四的折腾，早已心有余悸，自然要用金圆券轧回金子、换回外币，因为放出来的金银外币极为有限，能轧到金子外币的自然寥寥无几，轧死人的消息倒时有所闻。上海最早的打桩模子，或许诞生于此。
　　在这场闹剧中，李铭身为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主任，虽然左右为难，仍使出浑身解数，扮演了为政府排忧解难的角色，搜罗上缴据说价值2亿美元的外汇和黄金白银，藏在外滩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内。不久，蒋介石命令俞鸿钧等人把通过发行金圆券搜刮到的外币和黄金白银，分四批运往台湾，为蒋介石治下的台湾经济起飞打下基础。后来蒋经国承认：“政府在拨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就不堪设想了。”（吴兴镛：《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P159）这才是李铭案中案背后的玄机。
　　1949年4月29日，身心俱疲的李铭致函上海银行公会负责人，信的原件现存上海市档案馆，内称：“弟因血压增高，医师谓非易地休养不可，拟于日内离沪，兹已函陈银行公会给假。假期中公会事务，敬恳各位常务理事主持。”（上海银行家书信集）以此为借口，一走了之到了香港。那是银行家心目中的第二个“上海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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