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教材的出版不单单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课堂生活和宝贵知识，更重要的是，它的出现也使原来独坐家中，早晚诵读的私塾教育，逐步形成了更有规律、更为科学的“六三三学制”的现代教育模式。即小学读六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三年的学制方法。新式教材与学制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使老师的教育更具目的性、时效性，学习的效率和教育水平得到大大提升。这一成功模式的逐步形成，也为民国教育日后的蒸蒸日上、异常繁荣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国民政府对当时的教育也十分重视，对教材的编撰也不是完全不关注，在几乎由民营出版社垄断的教科书市场下，国民政府也企图利用教科书这一教育教学的重要载体，加入“三民主义”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内容，但当时由于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牵掣精力过重，加上战争局面也是节节败退，直至其1942年撤到重庆时，才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正中书局推广教科书的模式，是由国民党教育部门的负责人陈立夫、陈布雷等进行总负责，聘请商务印书馆以及社会名流、文化大家等进行编撰，然后再由商务、中华、世界、开明等各大民营出版社进行印刷、发行。这种模式的推出在很大程度上对控制国民思想、强化教育中的政治色彩起到了作用.但对于当时已经形成百花齐放、百花争鸣繁荣局面的教科书市场来说，国民党教育部的教科书依然是难以抵挡“民众化”的教育潮流，在这场官办私营的市场博弈中，四大民营出版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再有，民国教科书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全国各大中、小学对教科书的选择具有非常大空间，以至于几近相邻的各个学校所使用的课堂教材也都不尽相同。但由于民国教科书的出发点和共同目标都是以养成人、建造人为共同目标，书本内容始终都是在围绕进步中的人来进行编写，着重强调的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虽然当时流行的各种教科书版式各异，种类庞杂，但其在教材的编撰水平、教学质量上都是难分高下。
时光飞逝，岁月匆匆，当年那些捧卷而读的朗朗书声早已离你我远去，而当你亲手抚摸那一本本已然发黄、破损的民国老课本时，却依然能够十分鲜明地感受到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力、穿透力。当我们再次轻轻吟诵其间，一股为之欢欣雀跃的喜悦之情依然能够在心中充盈荡漾，久久不能平息。民国教科书中的文字之美、书画之美、意境之美、典雅之美都给我们留下了几乎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它的风华绝代、浑然天成也必将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华丽一笔，而它养国民之人格、扩民国之德量的教育精神，也将成为后世楷模，永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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