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不洁的上帝<br><br>第一次见毕飞宇是两年前的四月，那时候他刚来过香港参加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颁奖礼，同时入围的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他没想过自己会拿奖，提早买了次日回程的机票，结果旧作《玉米》获得年度文学奖，他很是意外。而后来香港参加中文大学的作家邀请活动。眼前的毕飞宇依旧是平头，留着青葱的发际线，面目轮廓分明，像极了萤幕中的正派小生。他找了可以抽烟的露台，又挑了一个可以吹散烟尘的风向位置坐下，点燃一支烟，到访问结束，烟缸里齐齐整整插了五只烟蒂。他的风格是清谈式的，就着一杯茶，天上地下好像能说到天荒地老。说到底，天生是说故事的人。<br>毕飞宇不用手机，他的理由是“实在用不着”。每天安坐家中写作，电话就在手边，打家里电话基本都能找到他。找他访问，得先找在中大的黄念欣老师。七月来书展演讲，跑前跑后不方便，主办方只好专门给他配了手机。两年过去了，他微博粉丝已经8万，墙里墙外又拿了几个奖，还在大学教起了书，手机还是没有。<br><br>没有故乡的人<br>毕飞宇在苏北兴化的乡下长大，兴化是水乡，也是施耐庵及郑板桥的故里。他小时候住过一条竹巷，铺着长长的青石板路，他常看着那些手工业者在巷里劈竹子，劈里啪啦砍下去，很是欢腾。长大后才知道，擅于描竹的郑板桥，旧居就在他家附近，文化的传承远非想像中神秘，只是耳濡目染的渗透。毕飞宇的父亲1958年被打成右派发配下乡，同母亲一起做了乡村教师。父亲是一个无根的人，从前姓陆，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那个姓陆的爷爷也不是生父，毕家只有两代人。<br>年少的毕飞宇经常看着同学去给祖先磕头、上香，而他面对着茫茫土地，却没有一块可以跪拜。他的小说大多以苏北乡村作背景，却说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他也问过父亲自己的家族史，问不出结果，这种缺憾感和对生命源头的追溯欲望却成为了最初写作的动力。他写哺乳，写血淋淋的生育场景，全然出自对血亲关系的寻觅，直到拿鲁迅文学奖的小说《玉米》，女主角玉秀未婚先孕，他第一稿安排的结局是惨烈的死亡：孩子死了，文革期间怀孕无疑身败名裂，玉秀破罐子破摔，淹死在放满菜籽的粮库里，尸体第二年春天才发现。然而死亡只是悲剧的结束，却非开始。他想起了父亲，埋头写第二稿：玉秀所生的孩子不见了，无影无踪。在小说里，玉秀就是他的奶奶，那个消失的婴儿就是他的父亲，这样的结局更加伤痛，仿佛寻着了生命的脉络，他满足了。<br>有五六年的时间，毕飞宇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紧张，紧张到不说一句话。父亲很寡言，他的黄金岁月葬送于政治，深谙人生凶险，对“因言获罪”的恐惧驱使他极力反对儿子的写作。何况那个年代，讲的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在他升大学以及大学之后，父亲一直不能答应他写作这条路。长大后他觉得，父亲像康德笔下的浮士德。“这是个标准的出作家的家庭，因为神秘、波折，有冲突、有戏剧性，当然也有压抑。站定，仿佛一场仪式，也仿佛一个暗示。这幅画面令他莫名兴奋，此后将其写进了一篇短篇小说——《写字》。后来他去扬州的大学读中文系，寒暑假回家，父亲很沉默地站在门口，看到他，身子往后退一步，让他进门。他知道父亲在等他。<br>与“石头一样”的父亲相反，母亲却是一个“生动”的人，长得漂亮，嗓子也好，很有表现欲望，人也活络，父母截然相反的性格在毕飞宇身上时隐时现，这种微妙的碰撞也在他的笔下跳动，他自认自己的小说偏压抑，但到过分沉重时会夹杂一些俏皮，添一丝华美，快飘起来的时候又会把调子往下压，“所以我的小说不会让人笑出来，就在心里笑一笑。”<br>父子二人开始和解是在毕飞宇结婚以后，真正如好友般相待却是自己儿子的出生，新生命的降临重新串起了三代人的血脉，“养儿方知父母恩，我爱儿子的方式与父亲对我差不多，表达得不多，做得很多，对儿子的爱甚至超过对父母的爱。”出版《毕飞宇文集》的时候他特地为父亲写序，告诉他生命是漫长的河流，爱是一代代传递，却非相互的过程。<br>剥洋葱<br>毕飞宇说自己是个成熟很晚的人，刚结婚那几年在南京教书，每天惦记的就是下午要踢的那场球，傍晚进家门，太太就知道今天的球是输了还是赢了，若是赢了，临睡前还要回味一番，“那个时候苏童已经成名了。”<br>从写《青衣》开始，2年以后毕飞宇的小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开始写实，《玉米》获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时，距离这部小说的创作已有十年，四十多岁正是一个男人的黄金时期，这一点上毕飞宇绝对算不得“晚熟”。“玉米”成熟时，在毕飞宇心头也是自己的小说道路成熟之时。早年的毕飞宇写了很多诗歌，对语言的锤炼下了一番功夫，阅读体系也完善，初出文坛即给人起点较高的印象，“这些只是技术的熟练，与个人的脾性气质无关”，《青衣》之后的《玉米》与《平原》终于有了他“自己的嗓音”，成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作品”。有批评家说：“《玉米》的发表，让整个中国文坛松了一口气，我们的小说终于瓜熟蒂落了。”长久以来中国作家都是吃洋面包长大，毕飞宇也吃，然而吃的过程也是把某些异质从自己的血液中一点点挤掉的过程，再拿起笔，他有了属于自己的气力。《玉米》呈现的是2世纪7年代的场景，但彼时2岁的毕飞宇断然写不出这样的作品，这不是顿悟，而是一场漫长的修炼，他要感谢时间。<br>他常反复说自己的小说只写了一个主题：“疼痛”，他描绘个体的疼痛，出自于对人性之美的迷恋，无论怎样的痛楚，都夹杂着美好、尊严与希望。“玛丽皇后被押上了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这个时候人性的美到了极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比人性的尊严更美。”所以他的小说甚少描绘风景以及外部环境，“那都是大家能看到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目之所及绝非真实，撇开海啸与风暴，他更专注于人物眼中的惶恐与心中的涌动，“我想写的是人力不可猜的那种可能性”，在他眼里，最大的悲剧是在人性的参与下经过自我选择走向悲剧，那才是切肤的实感。<br>这种过程写作者本身也是痛苦的，我们说起君特•格拉斯“剥洋葱”的比喻：“层层剥落间，泪湿衣襟”。他笑了，他说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像是自己说的，只是没来得及说而已。“小说家有时候真的是上帝”，他顿了一会，又说：“是不洁的上帝”。上帝可以肆意安排人的命运，掌控调配一切的权力，“没有一个人是该死的，也没有一个人是该受罪的”，他在写《玉秀》的时候才意识到这种不洁，他是如此爱这个姑娘，想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给她，她不该被奸污，不该背负命运沉重的枷锁，何以至此，都是自己一字一句把她推到那个境地的。这样的写作过程很是折磨，“对小说家来说，把所有的不幸放在你最爱的人身上，这就是悲剧。”<br>这种对内的探射，最后的着力点却是外部，拨开浓雾，他想照亮的仍是时代，这是他刻意为之的笔法。成长于上世纪7年代的人无可避免还带着较重的意识形态情结，极权之手抹杀了一切个性与感觉，造成人的异化。“当一种力量超出人的忍受范围，人都会被异化。爱会让人异化，宗教也会，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人缘何疼痛，缘何被束缚，又缘何残忍，都出自外部世界的规训，他渴望将极权政治的残酷野蛮呈现给年青一代。问起他的“野心”，他摇摇头，文学永远无法改变世界，只能给人静悄悄地抚慰，他的心愿在于能用小说将自己一生完成得更丰满，“我希望一生就是一部一部的作品，每个阶段很完整，写到最后让自己变成一个标本，也许放在黑暗的仓库里，不要紧，我是个很完整的小说家。”<br>小说家的世界<br>他只说自己是个小说家，散文也极少写；他不爱旅行，旅行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工作地点就是书房，书房以外的部分就是家，他的世界很小，却又宽广无际。托尔斯泰说村庄即世界，在毕飞宇看来，两人就是一个世界。道家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世界。所有的幸与不幸都是从两人世界开始的，笔下的人物也不例外，“你塑造了这样一个人，再慢慢跟她相处，会知道很多”。写作正是这样一种逻辑性的梳理，也是一种幸福的领悟，个中的辨析、复杂与爱，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他写《青衣》里的筱燕秋，仿佛身旁有位顾盼垂首的梨园情人，然而他有的只是案头的一本《京剧知识一百问》，他为张艺谋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写剧本，所有资料就是老谋子给的一本《上海滩秘闻》。写作的过程不是电脑机械的输出，也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过程，他将其看作一种修炼，“我的人情世故大多是从写作中悟出来的。”<br>有批评家曾说，当代先锋作家从马原、莫言开始，以及后来的余华、苏童、叶兆言，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一位国外的大师。“我背后没有”，他答得很肯定，如果一定要有，那就是曹雪芹。和很多同辈一样，毕飞宇年轻的时候受西方影响很大，然后到了上世纪9年代中期几乎全部放弃。在小说技能上，对其有影响的只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同乡施耐庵，一个是曹雪芹。“施耐庵最了不起的能力是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一个人”，所以，毕飞宇小说中的次要人物总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彩，而曹雪芹，则是“剥洋葱的高手”，他写风月、服饰、食谱，一步步退到最后却什么也没有。繁华落尽，万籟俱静，仿佛结尾出家的宝玉在落雪的江岸消失，了无痕迹，“多么高明”，他惊叹。父母都是“红迷”，他读《红楼梦》的时候却已经三十好几，每次读都有新的收获。文坛有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擅长描写女性的作家，都会被与张爱玲拉上关系，仿佛无一例外是承了祖师奶奶的衣钵，满口“张腔”，毕飞宇倒是一直幸免于此，“张爱玲是一个技术一流的普通作家，夏志清把她提高的很高，把鲁迅压的很厉害，张爱玲是一个技术主义作家，不太有信念；钱钟书对自己小说的人物是刻薄的，完全没有爱；而红楼梦里面，一个坏人都没有”那是曹雪芹的仁慈，说到底，还是因为他抢先一步读了曹雪芹，得了“祖师太爷爷”的真传。<br>要说小说的温度，在他的作品里，《推拿》算是温度较高的一部，他曾在南京特殊教育学校执教，后来写盲人推拿师，去推拿诊所和他们聊天。他很了解自己的写作特征，凡事刨地三尺挖到底，却不忍挖他们的内心，“用一种春秋笔法进入残疾人的内心，对我来说是一种不能干的事情，但我后来恰恰觉得这是一种尊重，你不把他们当初异样的人，这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有的，心里跨过了这个坎。”所以后来就有了推拿的结尾，所有盲人手拉手，从抢救室走去手术室，那一幕，他写得特别感动。<br>至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别，他举例，小说就是一个管道，一个人物要从管道里面爬出来，通俗小说的管道式圆的，起点在哪，从哪爬出来；严肃文学从一头进去，从另外一个出口爬出来。“通俗小说用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让人物成型。西方文学中有‘机械的上帝’，任何事情马上就能解决掉，情感很简单，人性很简单。”<br>拿了太多奖的中国作家，难免会被人问及是否觊觎诺奖，他自己的方式是不听不看不想，在脑子里永远将其回避，“那个和我没关系”。他是爱小说的，一如他狂热的迷恋运动，并为此一身是伤。两天前我发邮件问他是否在闭关写新作，他回信道：“我的写作从不闭关，写作是我一生的事，快乐的事，一闭关就成终身监禁了，那样的傻瓜我不做。”恍如二十年前那个在球场上掷洒汗水的一员悍将，他大概又在书房了开始了一个人的驰骋，畅快淋漓，没有目的。<b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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