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把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损失，始终留在了历史上曾经易动感情的野蛮人的心里，这些野蛮人是我们的祖先，他们进入了罗马西部地区，决心要抓住它的价值，要成为它的一部分；同时也把这个遗憾留在了我们的心里，从那时起，我们这些后世子孙，每每在试图抓住它的时候，却眼睁睁地看着它消失不见了，不由得迷惑不解，暗自哀伤。从来没有一个人试图解释波斯帝国的消失或埃及文化的消失，但人们却总是试图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人们提出了各种“理由”：罗马人所谓的不道德，生育率的下降，大庄园的发展（由奴隶和不自由的劳工打理），等等。所有的这些过度解释，迫使你退回到一个简单的自明之理：一切持续过漫长时期的文化，到最后都消失了。像生物学中的生与死一样，这一事实本质上依然是无法解释的、是神秘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以简略的方式描述衰亡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衰落是西罗马的事。在东罗马，东方文化依然强盛而充满活力，足以产生伟大的表现——最伟大的法律综合：《查士丁尼法典》；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最高品位的新宗教：伊斯兰教；尤其是这一文化有能力再存活一千年。那么，消失的是西罗马的文化，以及西罗马所彰显的东方文化。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所发生的事情是：（1）人口的下降，城市与乡村同为荒墟；（2）技术的衰微，如建筑艺术几乎衰减为最简单的形式；（3）商业衰退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沿街小贩的出现竟然成了特别立法的对象，比如在早期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法律中；（4）重要的资源，像西班牙的银矿，都被闲置了。有些经济衰退反映在阻止这种衰退的努力中，比如戴克里先在公元302年颁布的那项著名法令，一步步试图把人民固定在他们现有的地位上，迫使鞋匠（包括他们的儿子）依然做鞋匠，中上层阶级则继续承担征税的重任以及各自治市的其他政府职责。似乎很明显，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作为从一个繁荣社会的政府发展而来的罗马政府，其负担被证明对西罗马社会来说太过沉重，而此时也已经不再繁荣。听任政府的职能落入地方权贵、元老院议员和教士之手，这些人把大片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 the Great，公元590～公元604年担任罗马主教）的通信载录，显示了他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是如何天翻地覆的。自公元4世纪末起，罗马的作家们就不断讲述人们如何逃到野蛮人那里，并发现与野蛮人在一起生活更好、更轻松。当野蛮人作为征服者到来的时候，他们养活的那种政府——简单政府——足以胜任好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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