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录》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通过访谈的形式，对他们的治学之路，做一个通俗版本的呈现，也可以从他们的人生阅历中看到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大时代变迁。 

王明珂：注重边缘，让我的研究

有活力并甘之若饴

邵 聪

王明珂，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兴大学讲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主要从事羌族及西南少数民族与北方游牧社会的田野调查研究，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成绩卓著，影响深广。著有《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等。

就在上个月，王明珂特意去了趟汶川，考察当地灾后重建情形。当地政府投入数十亿资金打造观光文化的做法，让他痛心疾首。在王明珂的构想里，这里理应变成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因为这一带的生物多样性远超过美国的黄石公园。二十年前，1994年的夏天，刚从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的王明珂，第一次来到大陆，走进川西羌族，从历史人类学视角进行田野调查，“一入山”，就是十个年头。通过对“华夏及其边缘人群”的研究，他不遗余力地希望建立一套新历史知识，让今日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对自身在历史上的存在加深了解。

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异数”，这些年里，王明珂一直在试图打破典范史学的“神话”。他强调生活即田野，强调学者对自我乃至对学科本身的反思。这种学术叛逆，与他在眷村混太保（小流氓）、不着调的年少生活不无关系。王明珂告诉南都记者，他在台湾中兴大学三年文学院院长的任期快要结束。行政工作占据了他七八成的精力和时间，往后几年，他很想来大陆教书，一是方便田野调查，二是在人类历史学领域真心培养几个学生，就像当年李济培养张光直，张光直又培养了他那样。

眷村生活与三年“困学期”

南都：2012 年年底你的首部随笔集在大陆出版， 开篇即是追忆父亲及早年眷村生活的文章《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并且将其用作书名。

王明珂：可以说这是我用情最深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称自己的研究“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却从不研究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 因为这与我的个人记忆有关。

二十岁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台湾省高雄市凤山镇黄埔军校旁边的黄埔新村。从小就在长辈们百谈不厌的抗战记忆里长大。我很年轻时，就想写一篇文章纪念我父亲，可直到现在这个年龄才动笔。晚动笔的好处是，文中也融汇了这些年我对历史的反思，希望大家多注意历史中的每个“参与者”，以及被重大历史事件遮掩的“个人”情感和意图。对参加战争的人来讲， 伤害会跟着他一辈子，也许还影响到他的下一代。

南都：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意识到童年的经历对你的治学之路构成影响？ 

王明珂：我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眷村生活赋予我整个学术特色里叛逆的那一面。眷村是一个没有根的地方。中国许多社会价值与规范，都在家族邻里关系中维持与传承。畏惧邻里闲话，让个人被这些社会价值与规范绑得很死。但在眷村，大家来自四面八方， 大多数家庭中没有老一辈亲人，邻里间也无宗族长辈。在这样“不土著”的社会中，中国传统的约束力很脆弱。眷村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抽烟、办舞会，在外结帮混太保，都是不足为怪的。因此，眷村的小孩在外面都恶名昭彰。

南都：你小时候会对身份的模糊感到困扰吗？ 

王明珂：当然会，我后来走上“族群研究”，特别是“边缘研究”跟我自己作为族群边缘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我的祖辈在武昌是经商世家，父亲是军人，随蒋介石来台湾，我的母亲和母系亲友则是本省人（台湾闽南人）。小时候﹐我表姐在一所本省人居住区的小学教书。为了方便管我，我母亲把我送去表姐的学校读书。但在那里，我是同学眼中的外省人，是边缘异类，而在眷村，我有时又被喊“杂种”，也是边缘异类。平常大家相处都很好，只要一吵架，这种身份就变成了别人攻击的目标。

南都：你说自己人生的转折发生在二十二岁服完兵役那年？ 

王明珂：我退伍前半年，父亲因病去世。办完父亲丧事后不久，我自军中退伍。那时距离高考只有大约七个月。我先在报社当了一个月的夜间校对，赚一点零花钱。然后，我每天至少花十五个小时有计划地读书。半年后，1974 年夏我考入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如我在那文章中所称，推动我的力量是：在我最失意、失败的时候，我父亲依然以我为荣，这是最让我感念的。

南都：当时为什么报考师范大学？

王明珂：最重要的是，师范大学是全公费的大学， 我不想自己读书成为家人的负担。还有便是，当时我是想一辈子做老师。因为以前荒唐过，如果能够浪子回头， 当个老师，或许可以鼓励很多跟我有类似背景的小孩。甚至我到大三、大四的时候，还是这样想。我走上学术的道路是读了研究所以后的事情。

南都：在中学教了一年书后，你又考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上古史？ 

王明珂：对，其实我很早就对上古史很感兴趣。念大学时我就经常去中文系旁听《诗经》《尚书》，还有甲骨文、钟鼎文等课。读研时我的指导老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管东贵先生，我也是经他推荐才进入史语所的。

南都：在史语所的头三年，你在哪些方面受益最大？ 

王明珂：因为史语所非常注重文献，那三年我做了大量文献阅读。史语所中有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各领域之历史学家，所有演讲我们新人都一定要参加，这也让我受益匪浅。

我虽然因硕士论文《上古的姜、羌与氐羌研究》而能进入史语所，但在那最初的三年中，我一直很怀疑自己的研究，一直困惑所谓民族到底是什么。文献上有“羌”，但羌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群体？我以这些问题问史语所的长辈同人，大家也答不出来，或认为这些问题没有意义。

南都：跟你同一批进史语所的新人，大抵会沿着史语所的传统学术路径走下去，潜心史料。为什么当时你会对这些“典范”，或者说基础性的概念产生疑惑？ 

王明珂：你讲的没错，跟我差不多时间进史语所的同事，不管是做艺术史、思想史还是社会史，经过这么多年，现在都已是各自领域里面的专家。但我不属于任何这些领域。人家常常问我，你到底是历史学家， 还是人类学家，或历史人类学家，我答不出来。对典范的质疑，自然与我注重“边缘”的研究有关，注重“边缘”让我的研究有活力，也让我居于学术边缘但又甘之若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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