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河学院学术文库丛书：戊申年（1908）河口起义研究》：
第二节河口起义的意义和影响
河口起义的意义和影响，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肯定。仅就现在学术界所承认的，即河口起义是孙中山从策动会党向策动清军转变的转折点，亦足以令人为之刮目相看。如果将这次起义放在晚清那特定的环境中，与其他起义相比较，研究其性质、其规模、其对双方的影响、其地位和意义，我们会发现，河口起义有许多方面被忽略了。
河口起义是辛亥革命前一次声势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影响也最大的革命起义，它集会党游勇的反清斗争、清政府的兵变、同盟会革命方略等多种因素于一身。
一河口起义是孙中山发动的“十次起义”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革命起义
河口起义的规模，就参加人数而言，并没有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那么多，但就声势而言则超过萍浏醴起义。萍浏醴起义虽然参加人数多达数万，且有同盟会员刘道一、蔡绍南等几人参与策动，打出了“中华民国革命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承认“此为革命同盟会会员第一次之流血也”，但并没有将之列入“十次起义”，而是视之为“同盟会会员自动之义师”。虽然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孙中山“把西南边境起义当作同盟会正统的策略措施所产生的一种偏见，很明显，萍浏醴起义应当作为同盟会领导的首次起义而载入史册”。但这不能改变此次起义浓厚的旧式会党暴动的色彩，也不能改变孙中山没有将之视为“十次起义”之一的观感。在孙中山看来，组织同盟会，就是鉴于过去各自为战使革命难以成功的教训，要将所有革命力量纳入同盟会，统一规划，以同清政府决战。萍浏醴起义是在同盟会建立后发生的，却不在同盟会计划之内，仍旧沿袭各自为战的做法，因此，孙中山并不赞同，也就没有将之纳入“十次起义”。
所谓“十次起义”，是孙中山在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时所列的历次失败，从第一次失败到第十次失败，分别指1895年的“乙未广州之役”，1900年郑士良等在惠州发动的“庚子之役”，1907-1908年在粤桂滇发动的“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1910年倪映典指挥的“广州之役”，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之役”。孙中山早期革命的这些次失败，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十次起义”，如台湾所编的大型革命历史文献《革命文献》第67集，便以“十次起义史料”作为主题。
在十次起义中，在历史书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数1911年4月27日（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英名及事迹，也一直为人们所传颂。此次起义失败未及半年，武昌起义（10月10日）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又未及半年，清王朝宣告灭亡（1912年2月12日）。黄花岗起义与武昌起义的关联性，因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伟人的宣传而为世人所公认。讲辛亥革命，必讲武昌起义；讲武昌起义，亦必讲黄花岗起义。孙中山认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更有感人肺腑之言辞称：“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相比之下，其他起义在一定程度上只是被用数字囊括在内而已，如多次起义之类。那么，是不是黄花岗起义的规模宏大，超越其他次起义呢？肯定不是。上述引文，已经可以看出，孙中山等人之所以最看重黄花岗起义，是因为党人精英在此役中牺牲的惨烈及其影响所造成的时势，而非起义规模的庞大，也非起义声势的浩大。而且，孙中山似乎忘记了其所定的革命方略是策动清军，而不是黄花岗起义那样齐集党人去搏杀。武昌起义正是策动清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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