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承传与创新研究》：
再次，处理好工人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鉴于苏联无视农民的合理利益而给国民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效应，毛泽东认为现代化建设不能采取剥夺农民的做法，必须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他也考虑到大多数工人所作的贡献比农民大，城市生活费用比农村高，因此工人的收入应该比农民多。总之，他认为工人不能剥削农民，农民也不能无偿地索取工人创造的商品，他们之间的产品交换应该合乎等价交换的原则。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技能、劳动生产率比较低，因此，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必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问题。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这种制度尽管人为地设定了人们的身份，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权，使农民不能享受工人所享有的升学、就业等方面的某些权利；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合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也给社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与秩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最后，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共同富裕的保障。毛泽东一生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也反对分配过分悬殊，追求共同富裕，且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生产资料、国家政权不掌握在人民手里，共同富裕就仅仅是空中楼阁，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当然，他过分强调公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而不是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这是其偏颇之处。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在分配实践中多次违背了上述正确的分配理论。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一些领导干部开始讲究物质享受，毛泽东对此保持着警觉。他说这些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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