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情报关系
为了搞好特科工作，潘汉年成功地建立了地下情报网络，并且和一批著名的社会上层人物建立了情报工作联系，如王绍鏊、王昆仑、梅龚彬、胡鄂公、董健吾等。潘汉年还与一些来华工作的外国朋友建立了友好关系，并通过他们为党的事业服务。早在1929年，他就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后来，他又通过其他途径同左尔格、路易·艾黎、尾奇秀实等人建立了联系。当时，他领导的地下党的一架秘密电台就设在路易·艾黎的家里，同各地进行联系。这样，就使地下党有了一个安全可靠的联系渠道。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潘汉年和路易·艾黎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路易·艾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潘汉年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个子不高，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机智而又老成，待人非常亲切，大家都喜欢他。”他还高度评价潘汉年是“对革命有过功劳的人，当年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潘汉年和杨度保持了秘密的联系。杨度早年是拥戴袁世凯称帝的重要人物。1916年袁世凯死后，杨度被通缉。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正值孙中山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压抑，被迫离广州来上海。杨度会见孙中山，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杨度受李大钊影响，逐渐认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杨度思想有很大转变。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曾极力营救。李大钊牺牲后，他多方帮助、周济受难者家属，毁家纾难帮助党筹集经费，并参加革命济难组织互济会和其他进步团体活动。晚年，他曾秘密在上海找共产党。开始时，他的要求未被党重视。周恩来得知后，亲自做他的工作，鼓励杨度与政学系、改组派联络，从而能经常了解汪精卫、胡汉民、政学系以及南京统治集团的动向。杨度又是杜月笙的座上客，由此渠道，可以了解上海流氓、帮会和国民党要员的情况。这些情报，不仅有助于中共的保卫工作，而且对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同盟者有参考价值。杨度转向革命，一度使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感到意外。李立三也是湖南人，知道杨度的生平，他对帝制派能信奉革命感到难以置信，乃派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见杨度。潘汉年与杨度见面后，谈笑风生，十分投缘。杨度擅长书法，潘汉年请杨度为党中央所办《红旗日报》题写报头，杨度毫不犹豫，一挥而就。潘汉年将杨度的题字向李立三复命，李立三才信服，并将杨度的题字，立即交付罗绮园制版发刊。
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同年秋，周恩来即将离开上海时，考虑到潘汉年也将离开上海去苏区，决定由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党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这在夏衍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做了记叙：深秋的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正在搞情报工作的夏衍，见面之后，潘汉年就雇了一辆出租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的一座小洋房里。这家主人是一位50岁出头的绅士，他对潘汉年态度很亲切，没有客套寒暄，好像是熟悉的老朋友。潘汉年向这位主人介绍夏衍说：“过几天我要出远门了，所以今后要由他来同您单线联系，他是稳当可靠的。”临别之际，这位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汉年，潘汉年没有道谢便收下了。原来这里面藏着一些政治情报。这位老先生是谁呢？当时夏衍也吃不准。潘汉年只告诉夏衍：这是位知名人士，秘密党员，一直由潘单线联系，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东西，绝对不能怠慢他。潘汉年还叮嘱夏衍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巡捕房不敢碰，你在危急时、可以到这里来避难。”之后，夏衍就经常往那里去，接受老先生给他的“礼物”，转到有关者的手里，而始终不敢冒昧问他的尊姓大名。约过了半年，彼此熟悉了，这位神秘的绅士才悄悄地告诉夏衍，他叫杨皙子，即杨度。这一介绍，连夏衍这样有阅历的人也大吃一惊，原来此公就是曾经拥戴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
潘汉年利用情报关系，积极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1931年6月，国际职工运动领袖牛兰及夫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帝国主义无理逮捕后，交给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解往南京，关在“模范监狱”。当时营救活动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要证明牛兰夫妇是蒋介石指使人抓的，二是要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为了搞到这两个证据，必须获得牛兰从狱中写出的亲笔信。这件事交给了中央特科二科。潘汉年通过关系，买通了特务头子张冲，获得了牛兰的亲笔信，为营救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1932年7月10日，潘汉年还利用社会合法形式，在汉口路老半斋菜馆以“请客”为名，邀集了上海文化界一些著名人士如柳亚子、田汉、郑振铎、郁达夫等人，商讨动员与组织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营救牛兰夫妇事宜。结果，由柳亚子、鲁迅、陈望道、郁达夫、茅盾、丁玲等共36位著名文化人士致电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院长居正、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立即释放牛兰夫妇。1937年，国民党统治者慑于国内外的舆论，最后只得放出牛兰夫妇。
潘汉年还利用情报关系，保护了自己的同志。如保护张浩（即林育英）就是其中一例。当时，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吴开先手下当文书的沈寿亚，早期曾任中共嘉定县委书记，内部叫他“老枪”。潘汉年同他建立了联系，要他隐蔽下来，长期埋伏，争取吴开先信任。1931年至1932年间，沈寿亚被调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门某科的登记员，在他负责发放的登记表中，有一部分是向国民党党部秘密自首的共产党叛徒的登记表。潘汉年授意沈寿亚向吴开先建议，自首登记表应与一般党员登记表分开处理、保存，并须有照片存底。这一建议被吴开先采纳，并决定由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不久，沈寿亚向中共党组织反映，上海某区一中共党员秘密自首，并向敌人提供了全国总工会常委、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浩的职务和住址。敌特要这个叛徒继续与张浩来往，了解张浩上下左右的关系。中央特科要沈寿亚取出此人的登记表和照片，核对属实后，全力保护张浩夫妇安全转移，并制裁了这个叛徒。张浩后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参加起草著名的《八一宣言》，同年11月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对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恢复中共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作出重大贡献。他还按党中央指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同张国焘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潘汉年参加隐蔽战线的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已表现出他的机智灵活和遇险应变的才干。潘汉年的侄子潘可西回忆，有一天，三叔回家，发现有人跟踪，他一进门就高喊：“许玉文!许玉文!我的肚子饿了，快弄碗蛋炒饭给我吃。”一面疾步登上三楼阳台，拿出事先为应变准备用的特大阳伞，跳到邻居的阳台上，潜走了。还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衣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盯梢，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出了店门。
从1931年夏到1933年夏的两年时间内，潘汉年在中央特科工作，成绩是显著的。他领导的情报工作为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以及消除叛徒、特务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作出了很大贡献。1981年冬，在关于中央特科历史的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在肯定了中央特科重要的历史作用之后说，“一·二八”后，“就由潘汉年具体负责特科”，“应该说潘汉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是一般的，实际上他是领导。”
锄奸行动
１９３１年，在潘汉年接替陈赓主管二科工作后很短时间之内，就接到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当时，顾顺章的叛变，使我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局面。虽然党组织及时应对，但顾顺章作为曾经的中央保卫部门的核心人物之一，不仅清楚我党的地下工作方法，也十分熟悉党中央的领导人物。顾顺章叛变之后，曾夸下海口：他是中共中央保卫机关的首脑人物，不仅有把握动员一些重要干部到南京自首，还可以破坏中央核心领导机关，虽然不能一网打尽，也要使上海和其他几个重要城市的中共组织土崩瓦解。
为了打击敌人这种嚣张气焰，鼓舞士气，中央保卫机关决定：锄奸。要在短期内物色对象，寻找战机，组织一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这项任务自然就落在潘汉年身上。中央保卫机关要求二科进行调查、侦察和选择合适的镇压对象，并协同以“红队”为主干的三科，一起制定行动方案。
面对这个艰巨的任务，刚刚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找来了中央保卫部门的骨干成员刘鼎一起商量此事。当时，在陈赓、李克农等人撤离上海后，刘鼎与其爱人吴先清继续留下来坚持工作。经过反复讨论，两人决定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构中选定对象，并立即开始分头调查，最终锁定了锄奸对象：王斌。
王斌为警备区现任督察长，此人是中共的死对头，国民党当局在租界逮捕共产党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对这个坚决反共的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就可收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中央保卫机关总部经过研究，对此表示认可，并决定由康生担任此次锄奸任务的总指挥，由潘汉年主管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所在的具体地址、每天的行动规律并提供他的照片，为执行人员提供准确的情报资料。
潘汉年很快拟定了以下行动计划：
其一，找到王斌本人的照片。
其二，通过社会关系，找到与王斌熟悉的人核对王的照片，务必做到准确无误。
其三，查明王斌的居住地址、出入路线及他每天必去的几个场所。
第一步非常顺利，因为刘鼎无意中在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发现了一张警备司令部的合影，其中竟然就有王斌！于是，派人去照相馆，冒充警备司令部人员，以同人需要留作纪念为借口，要求照相馆加印那张有王斌在内的照片若干张。第一步就这样顺利地完成了。至于第二、第三步，却毫无线索。
怎么才能掌握王斌的住址和行踪呢？找来上海市的电话簿，仔细地翻阅查看，根本就没有王斌这个名字。因为那时上海电话用户登记时不用真姓实名，仅用“某宅”、“某公馆”等字样，如姓王的电话用户，电话簿上都用“王宅”、“王公馆”对外，且有几百户之多。这就使通过电话簿来找到王斌家的电话号码的办法只能作罢。
越是在关键时刻，考验的越是一个领导者的智慧。潘汉年将手中所有的线索反复琢磨，突然想到了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结识的光华书局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位先生。他们曾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某些查禁发行的书刊，书店的经理曾多次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有关人员。王斌是督察长，张、沈两位先生或许与他打过交道？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张静庐、沈松泉两人不但认识王斌，张的记事本上，还有王的住址、电话号码。不仅如此，张还知道此人早出晚归，每天下班后常去法租界一家妓院与他的情人聚会。
有了这条线索，潘汉年立即布置执行镇压任务的人员侦察王斌每天的出入路线，不得耽误。又一个特殊情况出现了！不久，侦察人员发现王斌出入乘坐的“黄包车”，不是经过原来了解的那个弄堂，而走另外一条弄堂。难道情报有误？在这一时刻，对上海里弄街道十分熟悉的潘汉年作出了判断：门牌号码没有错，问题是出在后门上。当时上海很多人家的住宅前后门都跨两个弄堂，一般不常用前门，尤其是有自备包车的人家，利用后门的厨房放车子，从后门进出更为方便。
进一步的核实证明潘汉年的判断是正确的。侦察任务完成后，接下来就要具体选择时间和地点了。根据王斌的出入路线，选择在其进出的里弄口不合适，因为那儿是法租界的腹地，四周有不少岗亭，且只有一条狭窄的马路，马路上行人平日又不多，事发后容易暴露目标，难以迅速隐蔽和撤离。而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的龙门路，却是执行任务的理想场所。这里南通法租界的长浜路，北连公共租界的西藏路，街道窄而短，平日来往的行人、车辆很多，经常拥挤不堪。执行人员容易埋伏，得手后又易于混入人群迅速撤退。
反复推敲计划细节后，锄奸行动正式开始。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跳出一个人来，只见他手持短枪，紧追两步，从后面一手拉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一手举枪对准王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还来不及反应，就当即毙命。在一片混乱之中，执行任务的队员转瞬间消失在人群中。
王斌被镇压后，反共分子受到集体震动。同时，也证明了我党中央特科在顾顺章叛变后，依然保持了极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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