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川访谈录/东吴名家·艺术家系列丛书》：
第一次见到张朋川教授，是2014年3月在苏州大学博物馆的会议报告厅。当时他正存和一批山南海北的业界友人以及门下弟子共同为要在当年6月举办的“中华古代陶器精华展”做准备工作。他的一位博士研究生不断用PPT展示各地民间博物馆和私人藏家选送的陶器精品，而专家们的工作是确定哪些入选哪些淘汰。在这次会议上我只是一个远远的旁观者，而且大部分时间只能看到张教授的背影。但他渊博的知识、果敢的决断以及十足的中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我趁着人群散场和他有了第一次短暂接触。
他身形中等，面貌清癯，眼光明亮，语气和善，握手非常有力。
可即便如此仍然未能消除我对一位年逾古稀老者的成见。这反映在当我第一次试图联系具体采访时，我对晚上八点半是否适合给他打电话颇费踌躇，唯恐他此时已经准备入睡。这一点在后来提起时不断成为笑谈，无论张教授夫人孟晓东、大女儿张晶还是他的博士生郑丽虹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张教授精力之旺盛是远胜常人的。中青年时期在甘肃考古第一线近二十年的摸爬滚打，让他的身板远比毕生只在象牙塔中徜徉的专家学者硬朗。即便在七十岁上，他依然可以晚间对着电脑工作到深夜，然后第二天一早准时起床。带着学生出国考察时，他总是一马当先甚至走到了没影儿。至于家中现在住的十楼小高层，他有时下楼倒垃圾拿报纸后嫌电梯下来太慢，索性就从一旁的楼道蹭蹭蹭走了上去…… 为了顺利地与张教授沟通，采访之前我阅读了他已经出版的著作、论文以及相关媒体报道。尽管这种短时期囫囵吞枣的跨专业阅读不会形成太深的积淀，但我总是希望能在采访时形成一些交流而不是简单的应声。不过一个奇异的印象随着第一次访谈油然而来，那就是当你带着对“中国彩陶第一人”（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语）的崇敬心态打开话匣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张教授另一段少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其实他对绘画的热爱一点儿也不亚于彩陶。甚至他从人生一开始就是希望能成为一名画家的，只是命运“意外地”将他推送到了考古和彩陶研究领域。而从晚年开始，在已经赢得了彩陶研究界赫赫声誉后，他又重新投入对美术史的研究当中。
张教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画结缘的呢?1956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不是。1953年参加上海虹口中学美术兴趣小组?也不是。在我看来，这条线索应该上溯到1928年杭州建成“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西湖艺专”）。这座由蔡元培委任林风眠建立起来的南方艺术殿堂，培养出了赵无极、吴冠中、李可染、孙天赐、裘沙、王朝闻……太多太多后世知名画家，而它也是一系列对张朋川人生成长给予极其重要影响人物的母校——比如他的舅舅艾青（蒋海澄），他在上海虹口中学美术组的老师朱膺，当然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张祖良和母亲蒋希华。正是他们俩在1931年分别从老家常州和金华考进西湖艺专并相知相爱，才有了后面那长长一串故事。
少年时期的张朋川已经表现出了对绘画特别是国画的强烈喜爱，而为他打下初步基础的正是父亲张祖良和美术老师朱膺。张祖良在读书时期受到过国画大师潘天寿的指导，而张朋川后来表示他更喜爱李可染。他的舅舅大诗人艾青同样丹青造诣深厚，但新中国成立后早已成为文艺界领导人的他并无暇对外甥进行专业点拨，不过他在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则对张朋川的求学生涯起到了另一种促进。对国画的喜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少年张朋川对当时僵硬的苏联绘画模式的厌恶——那种从石膏像画起，画三角体，画球体，直到最后画大卫石膏像的所谓进阶流程。相对来说国画以意驭笔，无视立体、焦点、比例等“纯粹理性”指标的画法更可以直抒胸臆。直到今天他依然对那种艺术教育的“僵化思维”耿耿于怀。在接受访谈时他曾表示：“这种教育模式是非常不对的。十五六岁的娃娃正是对艺术感觉最敏锐的年纪。这时候你叫他们去磨铅笔、画石膏，就整个儿地把人从活的画死了……中国的美术教育至今还是非常落后。因为这批老师、校长都是在传统苏联模式下培养起来的，然后这些人又都在美术院校里把自己继承的思想一代一代地往下传。” 他之所以晚年立志著书“重构中国美术史”，这方面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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