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史》：
中国民族创化运行肇始于虞夏之前。殷周以还，民族大运由分而合，由繁而简，由浑而清，经过春秋战国之冶炼磨砻而民族化成之伟功初步实现。在此千六百余年中经济史上显示一大开阖局面，此即封建王国经济之成与毁。
殷周二代之封建王国经济置于封君政治与公田农业相互平行基础之上，其特性和平而分列，自给而自足，对于当代需要言，确属一种良好的经济秩序，而克达成其历史所赋予之任务，但此种经济秩序经时阅代，历久弊生，事穷则变，理之常然，迄于战国，遂酿革故鼎新之运动。
封建王国经济之改弦更张，其作势甚远，其范围极广，而其进度以渐。若揭橥其重点，在经济方面则有铁生产之激增与广泛应用，公田制之变革，工商业之勃兴，货币与信用之发达等。此诸变动足令封君对于土地之垄断权动摇失坠，因而连带摧毁其一般经济上之优越地位。
同时在政治方面直接促成封建王国经济之中落者，厥为王室积弱与大国诸侯之长期战争。溯西周之初，王权颇盛，然自厉王为虐，乃为贵族共伯和所逐，平王东迁以后诸弟争立，王位争夺，至敬王时始止。春秋之时，霸者迭兴，王室与诸侯间之权力关系消息盈虚，情况甚为复杂。盖一方面诸侯力政，渐离周室，然在原则上尚严宗法，守封邑，扶弱抑强，崇信执义，攘斥夷敌，冀戴天子，共谋中国安宁，故各国霸者主盟期内之百三十年间（齐桓霸业自周庄王十二年至周襄王七年，凡四十年。晋霸业自周襄王十年至周灵王二十年，约九十年。楚霸业自周定王元年至其末年约二十年）。封建经济于俶扰动荡之中，尚保持相对的稳定，故中国经济在此期内亦多所激发与进步。
另方面霸主之权势既炽，王室之地位益卑，由是诸侯原定之种种义务多未克严格遵行。如周襄王十五年天子与郑国间之争执，郑伯大败王师（《国语·周语》及《左传》桓公五年）；敬王蒙尘于外前后历四年之久（自元年至四年，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及《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而自东周以来，大国诸侯自由扩充军备（见前第三篇第十二章王国财政第六节徭役之军役项下）之不足，更僭称王号，以凌越周室（如周平王三十一年楚武王自立为王，简王元年吴子寿梦自立为王，元王时越称王，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称王，十七年齐威王称王，三十一年秦称王，均见《史记·吴越齐楚诸世家》）。至赧王时，周分东西，愈趋式微，天子且失其王号，由是王国名实俱亡，后卒为秦所灭（周赧王纪年止于五十九年，次年为秦昭王五十二年取西周王，经七年秦庄王元年取东周，周亡）。
王室积弱往而不返，其影响固益速王国经济全部制度之崩毁。若更从诸侯之国一究其类似之演变，则其结果亦正复相同，盖自春秋初期以来，诸侯上对王室固然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而诸侯之政亦多在卿大夫。如：鲁之三家，晋之六卿，郑之七穆，宋之华、乐、皇、向诸族，齐之崔、庆、国、高诸族.均世掌政柄（大夫操掌政柄，或取分职形式。如鲁之季孙，世为正卿，而叔孙氏则世为行人是。或取轮流形式，如晋自苟林父以后，士会、郤克、栾书、韩厥、智莹、荀偃、士丐、赵武、韩起、魏舒、范鞅、赵鞅，均以年辈轮流执政。郑自公子归生以降，子良、子罕、子驷、子孔、子展、伯有、子产、子大叔，则以兄弟叔侄顺次递升而执政柄）。此诸大夫专政在封君政治纪律整饬之时，尚未足以构成大乱，致制度发生变革。及封君式微，诸侯之政柄下移，寝久而放逐弑杀之事遂成风尚。观于春秋书弑君者凡十一，其纪国人放逐废弑其上之事尤夥（《论语·公冶长》篇云：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日：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日：犹吾大夫崔子也。《孟子·梁惠王》篇云：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于此可知原有封建诸侯之序列，由春秋迄于战国已发生重大紊乱，而直接促成此变革者则为诸侯间之长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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