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以及《金融时报》《选目》《曼哈顿书评》《战略与商业》多家国际知名期刊推荐阅读；
2.有关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政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非常精彩、充满新意的著作。
3.汉密尔顿、杰斐逊、罗斯福、艾森豪威尔时代等美国历届政府，如何一次又一次成功重塑自己的经济？《务实经济学》系统梳理了美国经济的历史脉络，探究美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缘由。
4.本书向我们呈现出一整套具体、实用的政策体系，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源所在，将给予未来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创业型经济需要宽泛的自由，这是长期以来被人们广泛接受的既有理论，但是，本书并没有老调重弹。相反，在人们渐渐遗忘美国经济是如何实现增长的时候，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日益忽视政府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塑和重振经济的重要角色时，斯蒂芬·科恩和布拉德福德·德隆两位经济学家呈现的这本书，及时地治疗了公众的健忘症。
《务实经济学：美国政府与创业型经济重塑》一书从宏观经济视角，通过细致的描述和精彩的论述，展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创性的经济重塑，以及此后托马斯·杰斐逊、罗斯福、艾森豪威尔时代等美国历届政府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鼓励企业创新和创业等活动，一次又一次地重塑了美国的经济。
事实上，政府不仅为创业活动设定基本规则，还有效地引导和激发了创业的能量，对经济的振兴和蓬勃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无论在当今的硅谷，还是在19世纪初的新英格兰制造业，政府的上述关键作用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作者的观点并不是建立在抽象的观念、神秘的发现或者复杂的相关关系基础之上。恰恰相反，本书的根基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经济是如何得益于务实的政府措施并进而实现辉煌的胜利。不过，这些曾经广为人知的事实，却逐渐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变得模糊和鲜为人知了。
今天，当我们准备再次重塑和重振经济时，非常有必要去深刻认识美国的经济在过去是如何实现增长的，这种务实性的认识，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行动蓝图，而且更是经济重塑的关键。
中美贸易平衡
在美国，并不平衡的中美贸易平衡问题，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美国的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中国人为地压低，他们要求中国对汇率政策做出实质性的调整。2011 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1290 亿美元，从中国的进口额为4110 亿美元，相当于存在2820 亿美元的净贸易逆差，这个数值比21 世纪头十年的巅峰水平要低得多。在2011 年美国经济低迷时期，中美贸易平衡的价值等同于为美国提供了300多万的工作岗位。
但是，应用于两国贸易核算的传统会计算法会产生很大的误导性。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出口市场，而地理面积很小的香港地区是第二大市场。更重要的是，只要是从中国生产出来然后到了美国的所有产品都算作是中国的出口，但是，这样的算法却没有考虑到，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价值可能攀升到最后总价值的一半。用著名的苹果手机进行分析再合适不过了。一部苹果手机在工厂的出厂价格是169.41 美元，这里面只有6.54美元的中国附加值，但是，这部手机到美国的苹果店之后，当出售给顾客和AT&T 时，价格就卖到了599 美元。中国正在稳步地、成功地增加着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从附加值角度看，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以一个典型的美国出口产品——波音777 飞机为例。波音777 飞机有1/3 的外国附加值，日本是这个产品的主要生产伙伴。更早时期的波音727 飞机，有大约2% 的外国附加值。美国也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改变着国内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OECD 和WTO 正在打算挑起重担，通过附加值来追踪国际贸易的发展路线。依据它们初步的核算，按照传统惯例计算出的中国和美国双边贸易额中，仅仅只有一半左右是由中美附加值组成的。从附加值的角度看，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有1410 亿美元，而不是传统算法得出的2820 亿美元。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减少了数字显得过于巧妙，但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贸易逆差依然很多。
“掠夺性”投资
过去，技术转让一直是中国对外国公司政策的关注焦点，现在依然如此。在过去10 年里，超过一半甚至达到2/3 的中国出口都是来自被中国称之为“外资企业”的公司。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工业复杂性程度上不断攀升至高点，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得益于外国公司。来看看最新的也是迄今为止最为宏伟的成果：如高铁、太阳能控制板和网络设备等。日本将其高速成长建立在不让外国公司进入的坚定信心上。而中国则邀请外国公司进入，而且越来越开放和热忱，同时为了实现自身发展的目的，日益高效地利用好外国公司的价值。中国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依靠外国资金了，本国的储蓄就已经可以满足资金需求。中国迫切需要的，更多的是外国的技术和专业知识。最近，所有打算进入中国开展生产或销售或产销一体活动的外国公司，必须将中国公司作为合作伙伴。中国的伙伴企业可能会提供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例如：中国官方的许可权和许可证，有助于打入中国市场的必要关系，银行的投资或者其他一些事情，但这些合作伙伴也会确保一件事，那就是中外合作所获得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要快速地流向中国、为中国所用。
技术转移可以让工业复杂化水平快速攀升，速度之快超乎局外人的想象。西门子建造了从上海机场到上海市内商业区的高铁，这个运营距离极短的高铁项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西门子承诺这个项目会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铁项目。不过，把世界上主要的高铁制造商引进来是中国将技术拿到手的方法，如今，中国用自己的高铁及其惊人的速度证明了，中国已经成功掌握了这项技术。中国现在是高铁的最大生产者（同时也是购买者）。那些在中国运营且拥有独特技术的公司，会认为中国对其技术的尊敬，是一种模仿和窃取吗？当年，美国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到达英国后，近乎疯狂地把英国纺织机械设备用素描画了出来。当他回到美国时，他还带来了约翰·穆迪（John Moody）等英国工程师，他们将在美国的新公司里获得股权薪金，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凭借以往的使用记忆和经验，将洛厄尔的素描画变成他们曾经用过的机器。1789 年前的法兰西王国亦是如此。以中国瓷器为例，当时的法国为了获得制作中国上好瓷器的技术，无视法国传教士将中国瓷器私运回国，并且不认为这是技术的偷窃。因此，在对待技术的问题上，大家都一样，总是如此，不曾改变。
中国的投资支出占到了GDP 的50%，这是其他国家无法保持甚至是难以企及的高度。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实施和引导投资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与美国或欧洲的地方政府（甚至是国家政府）都不一样。当然，它们也会提供一些基础服务：道路、供水和排水系统、交通、公安、消防和学校等。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特别是省市政府，在促进和掌控产业投资和生产时扮演着十分关键的角色。他们或许是中国经济发展活动中重要的、可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城市服务。不过，他们的努力却是最不协调的。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地方政府会支持或安排银行投资。当企业的贷款无法偿还或者无法顺利偿还时（例如以销售和就业为理由），当地政府会帮助企业延期偿还。这些贷款甚至还可以被更为宽松的展期，比如，企业新的一笔贷款，可以用于偿付当前应付的利息。投资几乎变得没有什么成本了。当地政府能够以极为不合理的、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拿到处于日益发展的城市的近郊土地，然后，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转手给选中的开发商和公司。通过土地的价格和房地产销售价格之间差值的分配，不仅地方政府有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那些选中的开发商和公司也获得了可观的财富。这种经济增长使得这种机制得以继续运转下去。
相应地，地方政府也有业绩要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增长和就业率提升。在中国有很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它们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你追我赶、互不相让。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员们也存在竞争关系：他们的晋升取决于正式和非正式的业绩考核，而在考核标准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增长。
当城市发展需要在一年当中容纳远远超过1000 万的新都市人口，当GDP 以每年10% 的速度增长时，过度投资带来的威胁看上去还比较遥远。那么，让我们思考一下下面这段文字反映的问题，这段文字节选自一篇文章，据说这篇文章已经获得了政府的认同：
自2003 年以来，中国政府至少已经发布了三个政策文件，文件通知要纠正铝产业产能过剩的问题，而问题的缘由就在于地方政府的工作只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利益。10年时间过去了，情况依然没有什么改善，而且，至少在接下来几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通过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这10 年时间里，中国的中央政府想要关闭效率最差、污染最大的钢铁企业，但地方政府却对此进行了长达10 年的抵制，而且抵制得“很出色、很成功”。这些钢铁企业消耗了当地大量的煤矿。中国的煤炭采矿业排名世界第一，雇用了大约600 万的煤矿工人，而作为第二大煤炭采矿国的美国，只雇用了8万左右的煤矿工人。所以，中国的这些钢铁厂依然被保留了下来。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山高皇帝远”。而当中国的铝产业生产量不断增加，直至攀升到世界总产量的50% 时，价格出现了崩溃，外国生产商做出的回应是，一方面强烈抗议、纷纷喊冤，另一方面则努力削减产量。
再来看集装箱航运。集装箱船的运营，需要少量的劳动力，但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本。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新型集装箱船，能够装载18000个20尺柜的集装箱。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大型的集装箱船只能够装载5000 个集装箱。2008 年金融危机以前的集装箱船订单目前正在交付，这个产业正经历着产能过剩带来的痛苦。不过，尽管全球的集装箱船产能过剩，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却拿到了5 艘大船的订单。航运公司并不是真正的大老板，造船厂才是。这样看来，融资并不是一个问题。那些真正需要面对资本成本问题的其他公司就得做出调整了。
还有光伏产业。正如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硅谷的风险投资家们一直向我们强调的，太阳能光伏是未来的明星产业。从2004 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全球太阳能电池板的产量增长了50%，中国的产量增长了400%，但90% 以上的产品都出口了。2008 ～ 2012年，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产量以1000% 的速度增长，大部分也都用于出口，所以，太阳能电池和模块的价格直线下降了75%。中国企业占据了全球光伏市场的65% 以上，在全球市场横扫美国和欧洲的生产商。美国生产商集体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投诉，于是，委员会适时地征收了2.4%～4.7% 的反补贴税来抵消补贴，随后，这个比率又增加了。两天后，欧盟宣布将对此展开调查，但是，那些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欧洲企业，如来自汽车产业和奢侈品产业的企业，当然还有空客公司，给欧盟施加了压力，让其避免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政府敌对。随后，欧盟放弃了光伏产业的案子。
与此类似的情况还发生过，那就是欧盟对华为和中兴等通信设备商的调查。在德国政府的坚持下，欧盟最终也放弃了这个案子。生产光伏电池和模块以及生产LED 灯，都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过程，而是一个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过程，这为中国带来了一种就业岗位。但是，将它们安装在屋顶上，就成了一个轻技术、轻资本、完全不用与外国竞争的工作，但却是劳动密集型的过程，而这则为美国提供了另一种就业岗位。
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不平衡
中国现在就像20 年前日本的灰暗时期，已经到达了增长模式的瓶颈期吗？很多人持肯定的回答。
在GDP结构日益偏斜的过程中，许多宏观经济学家看到了不停闪烁的预警信号，一些人认为那是定时炸弹：消费实在是太低，投资实在是太高，投融资实在是太廉价。这就造成了以下结果：大而无当的积累，非生产性的投资，产能过剩，被掩盖的不良贷款和无法以过去水平增长的出口。即便是中国政府的最新领导层也已经多次发声，指出中国的发展之路是“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
2008 年，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带来了巨大冲击，仅在2008 年至2009 年间，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1/3，价值超过1000 亿美元。对此，中国政府进行了积极应对，在2008 年采取了有力的经济刺激，用7000 亿美元（占GDP 的13%）的大部分进行了投资。这个做法使得中国的GDP 继续增长，在2010 年达到了10.4%、在2011 年达到了9.3%，这样高的GDP 增长态势，与当时世界上处于疲软颓势的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从中国的内部债务情况看，2008 年中国的内债总额是GDP 的150%，2014 年年底这个数字则升高到了250%。
这个债务水平依然比美国和日本要低得多，即便是一贯以节俭过日子著称的德国，债务水平都在GDP 的200% 左右。而且，这些债务并非通过国外借款来融资。尤其是这种债务水平不会以如此速率增长太久，甚至是在美元充足的中国亦是如此。总债务的快速增长，尤其当总债务增长还伴随着金融创新时，通常是不良贷款和坏账以更快速度增长的必然标志。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的金融体系创新膨胀力度很大。高杠杆下的投资盛况，终将导致悲惨的结局。类似的情况以前发生过，例如20 世纪90 年代的日本、1929 年和2008 年的美国、2008 年的西班牙。这样的对比可能显得有些幸灾乐祸。
到底需要做些什么？对此，大量的分析师和时事评论者们在一个抽象的层面给出了他们的回答：控制超额信贷增长，避免因裙带关系或政治影响而宽松贷款，增加消费，扩大社会安全网，消除党内和体制内的腐败，果断地朝“更多市场、更小政府”的方向前进。令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观点也成为中国高层领导者的新口头禅。总之，一些提法非常具体：更多的服务，更安全的网络，更少的污染，更少的重工业，减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建。这些非常容易理解，也非常务实。
2013 年年底，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集体在一次会议上，制定了这些大胆的改革目标，列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议程。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理性分析的结果，背后也有着重要的政治推力。然而，我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将会在大规模和长时间成功实施这些重要改革。
与其他许多面临着宏观不平衡和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的国家相比，中国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中国的强大领导集体，已经充分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大胆明智的第一步改革行动之后，可能带来的二阶、三阶等连锁效应和后果。政治家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想要实现快速的增长，就要进行快速的甚至是更快速的投资，而如火箭般飞速上涨的投资则又由越来越多的投机性负债提供动力，当银根突然收紧，整个国家财务体系就会有崩盘的风险。想要医好这样的症结，可比治病还难。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是最有效力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最冒险的办法，因为资本市场通常是顽固任性的。当一个又一个国家向资本流动打开闸门时，通常看到的不是资本使用效率的可喜提升，更有可能体验到的是不稳定且过度的资本活动。即便如此，中国的资本市场仍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更大的活动范围和更强的影响力。如果投资突然减少，就会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轨道的脱节，将会出现非常不稳定的态势，并引发许多不稳定的因素，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多种不稳定因素。这种结果正是中国政府领导集体手中的清单上列出的最为重要的二阶连锁效应。
进一步而言，所有的体制都会形成一部分投资浪费，尤其是在经济繁荣时期。中国已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超级繁荣时期。因此，传统的中医要比激进的外科手术更有可能解决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的户口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可以通过户籍登记制度的改革用较少的投入取得想要的结果。它将影响到1.4亿名居住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这些人因为没有当地城市的户口而缺少居住许可，因此得不到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甚至工作很长时间也只能拿到很低的工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中国朝向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迈出一大步，同时，还可以有效地调整中国的消费，甚至还有可能降低中国过热的储蓄率。但是，这项改革会引发工资成本巨大上升。城镇化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了：中国的工资增长比墨西哥快了10 倍，中国的人民币兑墨西哥的比索的升值超过50%。中国现在的工资水平要比墨西哥的高。如此大的工资升幅对中国出口竞争力有什么影响呢？据说，劳动力的规范化应当与汇率和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结合起来，这样会扩大影响和风险，也可以使一切都运转起来，情况是这样的吗？
监管规范化意味着地方政府在投融资方面要进行重大的变革。目前，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服务支出，包括健康和教育服务，并且，地方政府有40% 的收入是来源于过热的房地产行业的土地交易。强烈且直接的宏观预警信号一目了然，就像一股激光束，但是，出于对前文所说二阶效应的考虑，地方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热情进行了缓和，就像遮盖住了那股激光束。看来，激光聚焦法用在整容术上会获得更多的信任，而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可能就难以让人信服了。“谨慎”将会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而“渐进”则是谨慎所派生的第一个关键点。
当然，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问题，不是来自反对势力的抗议，而是来自两股力量的抵制，一是内部的既得利益集团，二是因前期投资主导下的经济繁荣而形成的商业利益群体。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严重程度接近极致。中国有1%的顶层家庭占有全国1/3的社会财富，而底层1/3 的家庭只占有1%的社会财富。而且，为党的干部、政府的高官和企业的领导开脱，并不那么容易。中国社会是由强大的家庭纽带所庇护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家庭确实变得很富有。中国已经形成了强大的、顽固的利益群体，他们阻碍了被提议的改革措施的前进道路。
新的高层领导人看上去正在努力掌握控制的核心。经济自由化，可能很好地暗示出政治的反自由主义。朝向“更多市场、更小政府”的前进步伐，也许很好地意味着将会有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至少短期内是这样。但是，一个中央集权程度更高的政府，非常有可能去努力保持原来的方式。
市场将会在经济中扮演一个更具主导性的角色。普遍的产能过剩问题将会被减轻，杠杆效应亦是如此。更多的中国人将会享受到就业规范化、社会保障和公共教育的服务。但是，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用多少投入才能实现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就像飞机着陆时，是会有一小点颠簸，还是会有大一点的碰撞，又或者会有更强烈的、不可预知的事情发生？很难回答。我们的问题是，真的如中国政府所言，在经过了25 年接近10% 的持续增长之后，中国将迎来速度为7% 的巡航增长时代，还是有可能更慢，大约6%，甚至5% ？或者是明显更慢的速率，可能每年增长4% ？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要引用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曾经说的一句话：“从增长8% 下落到增长4%，在这两点之间的这段道路上，需要跨越一个-2% 的坎儿。”
论宏观调控如何进行，无论这个过程如何重要且充满不确定性，但是，有一件事情很确定：中国政府为了促进国家在未来产业发展上取得成功，在各个方面所做的努力将不会白费。中国将不会把自己变成一场毫无方向的、漫无目的的自由市场的狂欢派对。政府将会继续它的战略举措，努力来提升和重塑中国的经济，这也意味着将会重塑美国的经济。那么，美国又将会如何采取行动来应对东亚这些国家政府的努力呢？
……
前言
引言
关于创业型经济重塑的一些历史
最近一次的经济重塑
未来
第一章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的美国构想
是共和党的美德还是商业繁荣 /
汉密尔顿体系 /
从汉密尔顿体系到大规模生产 /
第二章 迭代的重塑：从林肯到罗斯福
自由公司 /
自由土地 /
西奥多·罗斯福和进步主义运动 /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 /
第三章艾森豪威尔的“大时代”
郊区化 /
种族 /
无尽的前沿 /
开启数字化时代 /
第四章 东亚模式
追赶未来与创造未来 /
经济舞台上的悲喜剧 /
日本 /
中国 /
中美贸易平衡 /
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不平衡 /
第五章 金融膨胀
美国的金融增长 /
促进高级金融发展的推动力 /
金融业与产业发展失衡 /
解除管制是如何实现的 /
金融业的解除管制是如何发生的 /
这是如何发生的：关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的
记忆衰退 /
结语/
注释/
这本书极具可读性，是一部饱含情怀的宣言书。
——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这本书提出的务实经济学，向我们呈现出一整套具体、实用的政策体系，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根源所在，跨越的历史阶段从美国建国伊始、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直至今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力挺政府所发挥的有形大手的作用，而务实经济学正是这双大手的完美化身。这双有形大手能够开辟出广阔的经济空间，对市场的活跃繁荣十分必要。总之，这本书值得一读，强烈推荐。
——《选目》（CHOICE，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物）
这是一部观点富有冲击力、内容充满思辨性的著作，而且全书传递了大量的重要信息。
——《马克思和哲学书评》（Marx and Philosophy Review of Books）
您会很轻松地读懂这本书，同时，还可以从中获取到丰富多彩的信息和知识。如果想要掌握美国经济的历史脉络，探究美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缘由和路径，那么，本书肯定是您的zui佳选择。
——《曼哈顿书评》（Manhattan Book Review）
无论你正在经营什么样的组织，从公共组织到私人组织、从营利组织到非营利组织，都能从这本书中收获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发。
——《战略与商业》（Strategy+Business）
科恩和德隆的思辩风格为经济政策讨论增添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声音。本书可以给您启发，同时也有可能令您愤怒。这就是大胆思考者的一次大胆尝试。
——劳伦斯·H.萨摩斯 （Lawrence H. Summers）
哈佛大学查尔斯·W·艾略特校级教授
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体中，私人企业和公共领袖是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这是当今两位zui优秀的经济思考者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这本书恰逢其时又非常重要，书中为大家所描绘的历史将给予未来很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
——麦克尔·利德 （Michael Lind）
《希望之地：美国的经济历史》 （Land of Promi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