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集》所收文论，体裁广泛，研究的时间跨度从三代到晚清，研究的主题则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疆域沿革，到思想文化、学术建树乃至神话传说，等等，均有程度不同的涉及。不过只要稍加用心阅读，便不难发现，作者在这样杂花生树般的众多课题的研究中，贯穿了一种基本精神，或者说采用了一种基本方法，这就是对所研究的事项坚持了“从动态上进行研究”。他对于所研究的事项，不管是雄霸一时的政权也好，影响百代的思想流派也好，还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也好，一概不肯只当作既成的事实加以静态的描述和评介，而是致力于将其产生、成长、流变的过程加以考察。也就是说，他认定只有通过对所考察事项的动态进行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准确认识其历史地位，客观评估其历史作用。赵缊兄为研究齐文化付出了大量心血，成果良多。窃以为，赵缊兄关于齐文化的研究，其过人处，并不在于对这一先秦成型的古老思想流派只是介绍了它的内容，评估了它的长短得失，而在于对齐文化的产生、演变以及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所发生的影响的过程着重进行了考察。只有置诸历史过程的动态中，齐文化的历史价值才会凸显出来。孔夫子说出“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的断语，固然意在贬齐扬鲁，但是岂不同时也等于肯定了齐文化在他所信仰的美备的“道”学形成过程中的地位——至少是承认了它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初级阶段，甚至是必经的基础阶段。孔子所设计的高信念是否美备完善，我们另当别论，仅就把齐文化看作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加以考察而言，无疑是一种理性的观察。齐文化的成果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的影响显而易见，儒、道、墨、法、兵等先秦诸家典籍中，齐文化的印痕都是不难被发现的。齐文化对于秦借以构建皇权专制制度的法学，对于两汉时期尊奉为庙堂之学的经学，影响是显著的；甚至魏晋期间活跃一时的玄学，似乎也处处显示出掺杂着齐学的流风遗韵。《庚寅集》所收的文章，虽然没有对这些内容展开全面论述，但是在有关两汉经学，特别是关于颇有集大成规模的郑玄学派的研究中，已经做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探索，揭示出许多发人深思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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