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又称C.S.刘易斯，是英国20世纪著名的文学家，学者，杰出的批评家。他毕生研究文学、哲学、神学，尤其对中古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造诣尤深，堪称英国文学研究的巨擘。他一直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国较著名的高等学府，被当代誉为“伟大的牛津人”，也是二十世纪较具领导地位的作家兼思想家。他是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真正较喜爱的作者。C.S刘易斯一生的著作包括了诗集、小说、童话、文学批评，以及阐明基督教精义的作品，不下五十多本。较有名的代表作当首推七部描写“纳尼亚王国”的系列童话。这些作品在他于1963年逝世后，仍持续再版发行，盛况至今不衰。

　　第九章 伟大的诺克

　　你常常会遇到天性如此乖张之人，以至于审慎的诗人不愿冒险将他们搬上舞台。

　　切斯特菲尔德伯爵

　　9月的一天，穿过利物浦抵达伦敦之后，我又一路到了滑铁卢，再南下到大布克汉姆镇。我听说萨里郡是个“郊区”，而车窗外掠过的风景却让我大吃一惊。我看到陡峭的小山，溪水潺潺的山谷，还有长着大树的牧地，按我威尔文和爱尔兰的标准就算是森林了；到处是蕨丛；一个长满红色、黄褐色和黄色植物的世界。甚至那些星星点点的郊区别墅（比现在少多了）也让我愉快。这些木头红瓦的房屋绿荫环绕，与贝尔法斯特郊区拉毛粉饰的丑陋建筑不可同日而语。我以为会看到沙砾车道、铁门、没完没了的月桂和南美杉，结果我看到的是蜿蜒的盘山小路，通向柳条门，两边是果树和白桦。这些房屋在一个品味比我严肃的人眼里也许会显得可笑；然而我却忍不住觉得设计房屋和花园的人已然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即表达幸福。这些房屋让我心里升起一种对家庭生活的渴望，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圆满的家庭生活；看着这些房屋你会想起茶盘。

　　我的老师在布克汉姆迎接我——“科克”，或者“诺克”，或者“伟大的诺克”，我的父亲、我的哥哥、还有我自己都是这么称呼他的。我们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听他的故事，因此我对于自己即将面对什么有着清醒的认识。我即将忍受一场不温不火的情感淋浴，对此我已做好准备。这是我为自己无比幸福的逃学要付的代价；沉重的代价。我父亲讲过一个故事，尤其给我不详的预感。他很喜欢讲述在卢根中学的时候，有一次，他遇到了某个麻烦或者困难，“老诺克”，是亲爱的“老诺克”把他拉到一边，双臂“轻轻地自然地”环住他，然后他亲爱的老八字胡就贴在了我父亲年轻的脸颊上，然后悄悄地说了些安慰的话……而此刻布克汉姆终于就在我的眼前，这位感伤主义老大亲自来迎接我了。

　　他身高超过6英尺，穿着很邋遢（我觉得像个园丁），瘦得活像一根钉齿耙，棱角分明，只要是看得见的部分；他蓄了八字须和连鬓胡，下巴刮得干干净净，就像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当时我非常关心的就是他的连鬓胡，您想必能理解。我的脸颊已经有些痒痒地不自在。他会立即贴上来吗？肯定会有眼泪；也许还有更糟的。我从来都受不了来自同性的拥抱和亲吻，这是我一生的弱点之一。（很不男子汉的一个弱点，顺便说一句。埃涅阿斯、贝奥武夫、罗兰、兰斯洛特、约翰逊、还有纳尔逊都没有这毛病。）

　　然而，老人明显耐着性子不表态。我们握了握手，尽管他这一握硬如铁钳，时间倒是不长。几分钟后，我们已经走出车站了。

　　“你现在，”科克说道，“是走在大布克汉姆和小布克汉姆之间的主干道上。”

　　我偷偷瞥了他一眼。这一地理学绪言是个大玩笑吗？还是说他在努力掩饰自己的情感呢？然而，他的脸上却只是一副坚定不移的严肃表情。我开始“没话找话”，就是我在那些晚会上学会的可悲套路，而且我越来越觉得跟我父亲只能这样说话。我说萨里郡的“景致”令我惊讶；比我期待的“天然得多”。

　　“停！”科克突然大喝一声，吓了我一大跳。“你说的天然是什么意思，你不期待天然又是基于什么原因？”

　　我回答我不知道，我还在“没话找话”。一个接一个的回答被驳倒，我终于意识到他是真地想知道。他不是在没话找话，不是开玩笑，也不是为了斥责我；他就是想知道。我受了刺激，试图给出一个真正的回答。几个回合足以让我意识到我关于“天然”并没有任何清楚明了的概念，而且要是说我还知道点什么的话，那就是“天然”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你难道意识不到，”伟大的诺克总结道，“你说的话毫无意义吗？”我做好了生一会儿闷气的准备，想当然地以为这个话题总算要结束了。但是我一辈子数这一次错得最厉害。科克分析完我的用词之后，又开始继续讨论我的整个立论。我对于萨里郡的植被和地质情况的期待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他把“基础”念成了“基主”）？是地图、照片、还是书本？我一样也说不出来。科克又做了一次总结——不带一丁点儿的感情，同样在我看来也没有带上一丁点儿的礼貌：“那么，你难道意识不到，你对于这个话题完全没有发表任何观点的权利吗？”

　　当时我们俩刚认识了三分半钟；但是我们之间第一次谈话的这种基调由始至终地保留了下来，贯穿我在布克汉姆度过的所有那些年。眼前这个人与我父亲念念不忘的“亲爱的老诺克”相去不啻十万八千里。我了解我父亲铁打般只说真话的本意，也知道事实一旦进入他的大脑会经历怎样奇怪的变形，所以我确定他没有故意要骗我们。但是，如果说科克一生中曾经在某个时刻把一个男孩拉到一边，然后“轻轻地自然地”用他的连鬓胡去摩挲男孩的脸颊，那我宁愿相信他有时候会改变一下态度，然后轻轻地自然地拿一个大顶，把他那颗令人尊敬的、光秃秃的脑袋立在地上。

　　如果这世上有一个人接近纯粹的逻辑实体，那么这个人就是科克。晚出生几年，他会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人类使用发声器官的唯一目的是交流和发现真理，除此之外任何目的在他看来都是荒谬绝伦的。最不经意的一句话也会被他看作是辩论的邀请。我很快了解了他三种开场白的不同含义。大喝一声“停！”是为了阻止一大段已经让他忍无可忍的废话；不是因为他不够耐心（他从来没这么想过），而是因为这是浪费时间，会模糊判断力。更为急促而轻声的“抱歉！”是为了引入纠正或者辨析，这起到补充作用，预示着经过如此纠偏，你可以被允许说完你的话而不至于显得荒谬。最鼓舞人的是“我听着呢”。这意味着你说的话有意义，只是有待驳斥；你的话已经升格到颇有尊严的错误。驳斥（如果我们能走到这一步的话）的顺序一成不变。这是我在书里读到的吗？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吗？我有任何数据证明吗？我有任何基于个人经验的证据吗？如此这般直到那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你难道意识不到，你没有任何权利，等等等等。”

　　有些男孩不会喜欢这种待遇；但是对我来说这就是牛肉加啤酒。我本来想当然地以为我在布克汉姆的闲暇时光会在很多“成人对话”中度过。而你早就知道了，这很不对我的胃口。在我的经历中，这意味着对话都是关于政治、钱、死亡、以及食物消化。我本以为喜欢这样的对话就跟吃芥末酱或者看报纸一样，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水到渠成（目前为止，这三样期待统统落空了）。我唯一喜欢的两类谈话一是几乎纯与想像力相关的，二是纯理性的；前者如我跟我哥哥关于伯克思恩以及跟阿瑟关于瓦尔哈拉 的对话，或者如我和我的谷希舅舅关于天文学的对话。我不可能在任何科学领域有所作为因为所有科学的道路上都有数学这只拦路虎。数学中只要是仅仅凭逻辑思维就能解决的问题（比如几何），我也做的很愉快；但是一旦有计算部分出现，我就无可救药了。我能掌握原理，但是我的答案永远是错的。然而，尽管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科学家，我有着科学的冲动，一如我有想像的冲动，而且我热爱推理的过程。科克激起并满足了我的一部分冲动。这些是真正有内容的对话。这个人考虑的不是你，而是你说了什么。在我手忙脚乱的时候我当然也气急败坏过；但是，总体上来说，我热爱这样的待遇。被无数次击倒之后，我开始学会一些防守和攻击的招数，我的智力慢慢也练出了肌肉。最终，我成了一个不能被小瞧的拳击对手，这应该不是我的错觉。这个长期以来致力于暴露我的含糊其辞的人最终提醒我要注意过度精确的危险，那真是了不起的一天。

　　如果科克无情的辩证法只是一个教学工具，我可能会感到厌恶。但是除此之外任何的谈话方式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无论年龄性别无人能幸免于他的逻辑反驳。有人会不愿意获得清晰的思路、不愿意被纠正错误，这对科克来说永远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一位颇有身份的邻居在某个星期天的拜访过程中以不容置疑地口吻总结道：“好吧，好吧，科克帕特里克先生，这个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组成的。你是个自由派，而我是保守派；我们自然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时科克回答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想像自由派和保守派从一张桌子的两头对着一个长方形的‘事实’玩躲猫猫游戏吗？”如果一个不经意的来访者试图回避一个话题而这样说：“当然了，我知道人们会有不同的观点——”科克会举起双手惊叹道：“老天啊！我对任何问题都没有任何观点可言。”他最喜欢的箴言是“花九个便士你就能获得启蒙，而你偏偏宁愿无知。”最普通的比喻也会被一再追问，直到那令人难堪的真相无处藏身。“德国人那些恶魔般的罪行——”“可是恶魔难道不是想像出来的吗？”——“好吧，那么，那些野蛮的罪行——”“可是没有哪个野蛮人干过这样的事！”——“好吧，我该叫它们什么好呢？”“我们就该简简单单称它们是人的罪行，难道这还不清楚吗？”最让他鄙夷的莫过于其他校长们的对话，他自己是卢根中学校长的时候有时不得不在会议上忍受那些对话。“他们会走过来问我，‘对一个做了这样这样的事情的男孩，你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老天啊！就好像我对任何人或者任何男孩有过某种态度似的！”有时候，但是很罕见，他会被迫使用嘲讽。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嗓音会比往常更严肃，只有他鼻孔的扩张会让那些熟悉他的人窥破实情。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表了以下这段评论：“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 是全宇宙最重要的生命体之一。”

　　可以想像科克帕特里克夫人的日子不容易；且看以下这个场景：她的丈夫因为某个奇怪的失误发现自己身处客厅，他太太组织的一场桥牌会刚刚开场。大约半个小时后，人们观察到他的太太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起身离开了房间；几个小时之后，“伟大的诺克”却被发现依然坐在一张板凳上，在七位上了年纪的太太们中间（“倦容满面地” ）恳求她们明确定义自己的用词。

　　我已经说过他几乎只讲逻辑；但是也并非完全如此。他曾经是个长老会信徒，但我遇见他时已经是无神论者。他星期天在花园里劳动，就跟他工作日大多数时候做的事情一样。但是他年轻时身为长老会信徒的一个有趣的特征保留了下来。每到星期天劳动的时候他总会穿一件不同的、更体面的外套。一位阿尔斯特苏格兰人也许会不再信仰上帝，但是他不会在主日穿着工作日的衣服。

　　既已说明他是个无神论者，我就得赶紧补充一句他是个老派、严肃且不带偏见的十九世纪类型的“理性主义者”。因为自那以后无神论就开始落魄了，逐渐与政治同流合污，学会了趟浑水。如今给我寄反上帝杂志的匿名赠送者毫无疑问是想刺痛我体内的基督徒；而他真正刺痛的是我体内那位“前无神论者”。我从前的同志以及科克从前的同志（这更为重要）竟然已经堕落到如此程度，这让我深以为耻。真所谓今非昔比；哪怕麦克卡比的文章也是个男人写出来的。我认识科克的时候，他的无神论的燃料属于人类学的、悲观主义的类型。他精通《金枝》和叔本华。

　　读者应该记得我自己的无神论和悲观主义早在我去布克汉姆之前就已经完全形成了。我在那里只是获得了新的弹药，用以保卫一个已然选定的立场。即便这些也是我间接从他的思想风格中获得的，或者来自于独立阅读他的书籍。他从未在我面前攻击过宗教。有一类事实没有人能基于对我人生的表面了解推断得出，这是其中之一，但这就是一个事实。

　　我星期六到加斯顿斯（诺克家房子的名字），他宣布我们星期一开始读荷马。我解释说除了阿提卡方言 我从没读过一个字的其它任何方言，我满以为告诉他这一点他就会从某些有关史诗语言的入门课着手，再过渡到荷马。他的回答只是他在对话中经常会发的一个鼻音，我只能写作“哼。”这让我很是忐忑不安；星期一早晨醒来时我对自己说：“这就要荷马了！天哪！”这个名字让我肃然起敬。九点整我们在楼上的书房里坐下，开始上课，很快这个屋子对我来说就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屋里有一张沙发（他跟我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并排坐在上面），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一个人时坐椅子），一个书橱，一个煤气炉，还有一张镶起来的格莱斯顿先生 的照片。我们打开各自的《伊利亚特》第一卷。诺克没有做一个字的介绍便以“新”发音把前二十句左右的诗文大声念了一遍，这种发音我以前从没听到过。和斯缪吉一样，他也是位吟诵者；他的声音不如斯缪吉甜醇，然而他饱满的颚音和翻卷的R以及多变的原音感觉很适合青铜器时代的史诗，正如斯缪吉如蜜似糖的嗓音适合贺拉斯的诗。科克虽然在英格兰住了那么多年，却还是满口纯正的乌尔斯特音。随后他翻译了大约一百句，只有很少、非常少的解释。我还从没见过哪个经典作家被如此狼吞虎咽。译完之后他递给我一本克鲁西斯的《词典》 ，告诉我把他刚才翻译的部分再读一遍，能读多少就读多少，随后他便离开了房间。这看起来是个奇怪的教学方式，但是很管用。起先，在他开拓出来的这条路上我只能走一小段，但是每天我都能走得更远些。很快我就能全程跟上了。接着我能比他指出的最北面再多走一两行。再后来看看能多走多少成了一种游戏。在当时的阶段科克似乎更看重速度而不是准确性。最大的收获是我很快就能不经过翻译（哪怕是在心里）便读懂很多文本；我开始用希腊文思考了。这是学习任何语言都需要跨越的决定性界线。有人只有在词典中寻找某个希腊词汇的时候这个词对他来说才是活的，然后他会找一个英语词来代替这个希腊词，这样的人根本不是在读希腊语；他们只是在解决一个谜题。“Naus的意思是船”，这样的公式是错的。“Naus”和“船”意指同一样事物，但它们并不互为定义。在Naus的背后，在navis和naca 的背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一副画面，一个暗憧憧的长长的物体，有帆有桨，爬过风尖浪顶，我们不需要好事的英语单词横插一手。

　　这段时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作息规律，从此以后在我心里成为一种原型，以至于我现在说“正常的”一天（并且悲叹正常的日子如此稀少）指的仍然是在布克汉姆时的作息表。如果我能随心所欲，我就会永远过我在那里过的日子。我会选择永远在八点整吃早饭，九点坐到书桌前，在那里读书写作直到一点。如果十一点的时候有人能给我拿来一杯浓茶或者咖啡，那就再好不过。出门一步，来一品脱啤酒，效果就差多了；因为男人不喜欢一个人喝酒，而你要是在酒吧跟朋友碰面，休息时间就可能要超过十分钟。一点整的时候午饭得在桌上摆好；最晚两点我就会在路上了。不跟朋友一起，除了偶尔的休息时间。散步与谈话是两样极大的乐趣，但是把二者合在一起却是个错误。我们自己发出的噪音把外面世界里的声音和安静一齐抹去了；而谈话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引向抽烟，那就只能跟自然拜拜了，单就我们的某个感官而言。唯一可以一起散步的朋友得和你有着完全一致的关于乡野的品味，包括那里的每个色调（正如我假期时在阿瑟身上找到的），一个眼神，一次驻足，至多是用肘轻轻一推，就足以让我们心领神会彼此的喜悦。散步归来应该刚刚好是上茶的时候，不能晚于四点一刻。茶点应该独自享用，我在布克汉姆的时候只要科克帕特里克夫人不在家就是这样独个儿喝茶；诺克本人鄙视茶歇。吃东西和读书是相得益彰的两件乐事。当然不是所有的书都适合边吃东西边读。在饭桌边读诗不啻为一种亵渎。你需要的是那种八卦类的、杂乱无章、随处都能翻看的书。我在布克汉姆学会这样去读的书有鲍斯威尔 ，希罗多德的英译本，以及兰的《英国文学史》。同样适合边吃边读的还有《项狄传》，《伊利亚随笔》以及《忧郁的解剖》。五点就又该工作了，然后一直干到七点。接着，晚饭以及饭后就是聊天时间了，或者没人聊的话就可以来点轻松读物；之后，除非你是要跟你的老伙计们混一晚上（在布克汉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否则晚于十一点上床就没道理了。可是该把写信安排在什么时间呢？您忘了我是在描绘我跟科克一起时的幸福生活，或者是我但愿自己能过上的理想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你几乎不会收到信，永远不需要担心邮差来敲门。在那些幸福的日子里，我每周只收发两封信；一封来自我父亲，这是职责，一封来自阿瑟，这是每个星期的亮点，因为我们会把所有令我们陶醉的乐趣一股脑儿倾倒在纸上，告诉彼此。我哥哥这时正在军队服役，他的信内容和间隔都更长些，我的回复也是如此。

　　这便是我的理想生活，而当时这种“稳定的、平静的、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几乎）一度实现了。那以后我基本上没能过这样的生活，这毫无疑问对我是件好事，因为这几乎是一种彻底自私的生活。自私，但不是自我中心：因为在这样的生活中，我的心灵会被引向一千种事物，其中没有一件跟我自己有关。这一区别并非无足轻重。我认识的人里最幸福也最让人愉快的一个恰恰极其自私。另一方面，我也认识一些能真正自我牺牲的人，可他们的人生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是一种折磨，因为他们满脑子都是自怨自艾和自怜自惜。任何一种情形最终都会摧毁人的灵魂。但是末日来临之前，还是给我一个把最好的东西留给自己（哪怕是占我的便宜）然后大谈特谈其它各种事情的家伙，也别给我一个一面为我服务一面总在说他自己的人，他的付出就是持续不断的对别人的指责，持续不断地要求获得怜悯、感激和赞誉。

　　当然，科克并没有让我除了荷马谁都不读。“最无聊二人组”（狄摩西尼 和西塞罗 ）是不可能不读的。还有（哦，多么美妙！）卢克来修、卡图卢斯、塔西佗、希罗多德。以及我至今都没法真正喜欢的维吉尔。有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作。（说也奇怪我竟然可以活到五十好几还没读过一个字的恺撒 。）有欧里彼得斯、索福克里斯、埃斯库罗斯。傍晚跟着科克帕特里克夫人学法语，教学方法就跟她先生教荷马差不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读完了很多很好的小说，很快我就开始自己买法语书了。我曾希望能学英语散文，但是科克从来没给我读过一篇英语散文，不知道是因为他觉得没法忍受我写的散文，还是因为他很快猜到我掌握的散文艺术（对于英语散文他几乎肯定是嗤之以鼻的）已经足够了。第一个星期前后他给过我一些英语阅读的指导，不过一旦发现就算没人管，我也不太会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就给了我绝对的自由。在我后来的学习阶段我们又开始了德语和意大利语。他的教学法依然如故。在匆匆接触了语法做了一些练习之后，我就一头扎进了《浮士德》和《地狱》。意大利语我们是成功拿下了。而德语我毫不怀疑如果我跟科克能再多待一些时间也一样可以拿下。但是我离开得太早了，我的德语也就一辈子停留在了学生水平。每次我想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就总会被这样那样更紧急的任务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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