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2年在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1993年以及1994-1995年分别在英国University of Sussex和美国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从事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来，他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等做访问研究员和客座教授。他是中国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用中文和英文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包括《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中国社会科学》、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tudies、East Asian Review等。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2003)和《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004)等。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评论和观点频繁见诸国内外重要的媒体，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他还是《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财经媒体的专栏作家。1997年以来，曾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东京都立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联合国大学经济发展研究院(UNU-WIDER)、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等做访问研究员和客座教授。他还是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在内的许多大学的External Examiner和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在内的特邀审稿人，他是众多的经济学期刊(包括《经济学季刊》和《China Economic Journal》在内)的学术委员。
他是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对中国的工业改革、经济增长和当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有深厚的研究。他用中文和英文在包括《经济研究》、《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East Asian Review》等在内的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研究论文。他最近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2003)、《组织、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2004)和《资本形成、投资效率与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等。他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评论和观点频繁见诸于国内外重要的媒体，包括《New York Times》、《Pinancial Times》、《Wall Street Journal》、BBC、PBS、ABS等。他还是((Project-Syndicate))、《经济观察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财经杂志的专栏作家。

　　中国经济学要发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冷静地思考：是不是要真正接受现代经济学的这套范式?接受当然不等于照搬，相反，因为你要研究具体问题，所以你只能“活学活用”。其次，从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这个意义上讲，我主张应把经济学“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经济学家写的东西只是给经济学家同行看，而不给一般人看。经济学家研究的东西，应该只有同行才能看得懂，研究只有达到这样的层次，这门学问才能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后大家都没有动机来做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我们知道，真正搞经济理论研究的人，往往只能在大学或者研究机构里通过seminar（研讨会）的形式来与同行交流。经济学家研究的东西，不是什么爆炸性新闻，其影响范围可能是很小的，其范围只是在同行之间。如果大家都只是在追求出名，想通过报纸、电台，把自己的研究很快地传播出去，那么，人们只能去追逐由新闻媒介“炒”起来的所谓热点问题。社会上可以有热点问题，但理论的研究是无法通过热点效应而发展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于我们学术的发展，我们应该负有责任心。
　　谈到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原理”。经济学原理都是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而教科书上的东西是比较完美的东西。我们研究具体问题当然不能照搬这些完美的东西，因为我们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不一样的。但可以运用它的分析方法，建立一个逻辑上一致的假说来解释我们面临的具体问题。研究理论时，搞清楚哪些是外生的，哪些是内生的，哪些是变量，哪些是参数是很重要的。理顺以后，可研究的东西就非常小了，很多东西不可能在你的研究中说明，但很多东西在教科书中可能已经说明。比如，市场都是不完善的，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你可以假定市场是完备的，在这个假定下看看情况会怎么样。在市场完备的情况下，主体的行为在教科书上都已讲得很清楚了，在你的研究中显然就没有必要再重复这些东西。所以我把它们看成是原理性的东西，因而也就不存在无条件照搬的问题。再比如，我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后的市场结构问题时提到非国有部门进入的问题，我说非国有部门的进入在中国会慢一些，因为中国没有完备的资本市场，而完备的资本市场到底指什么，教科书里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搞经济学研究，如何运用教科书中的经济学原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实际上，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演示怎样应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和基本分析方法的例证。
　　除了教科书的原理和自己研究的东西以外，经济学家自然还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由于别的经济学家研究的也是具体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能有照搬的问题。我们不可能把某一经济学家研究某一问题的理论拿过来套在与这个问题不完全相同的研究上。在研读他人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问题被提出的方式和研究问题的方法，并不只是看这篇论文提出了什么观点。我们过去只注意观点，觉得他的观点怎么样，他的理论就怎么样。其实，我们读别人的文章还应该研究他是怎样提出问题的，他的问题是什么，他又是如何构造一个理论来解释他的问题的。从我本人来讲，如果读一点东西能体会到这样一些内容，我就觉得受益匪浅了，因为问题提得是否得当常常比对问题的解释更为重要。学会正确提出问题已成为科学研究（包括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法学。正确提出问题和提出正确的问题对于理论研究工作的确是至关重要的。历史上有许多理论问题的争论到头来发现都是问题提得不正确引起的。举一例来说，学说史上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论大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一个关于不同经济体制的优劣和选择问题，然而，按照斯蒂格利兹的说法，这并不是正确提问的方式，正确的问题应该是国家的经济作用应该是什么，所以争论的焦点不该是“国家的作用有多大?”的问题，而应该是“国家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参见斯蒂格利兹《提出正确的问题：理论与证据》，载《社会主义凋谢吗?》（Stiglitz，1994）。我感到，在国内经济学界，我们对国有企业所提出的许多问题现在很值得反思，我们是否应该继续问“国有企业为什么搞不活?”这样的问题?我看这不是正确的提问方式，也许真正要问的是：国有企业是否具有赢利的能力?更科学地提问方式还包括“为什么国有企业选择亏损?”，当加拿大经济学家史泰立女士提出这样的问题时（Sicular，1994），我记得汪丁丁曾激动得用“非常经典”来加以肯定（汪丁丁，1996）。
　　以上可算作我对经济研究的点滴体会，我们认为，经济学家有自己的“疆域”，而且，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应该主要是在同行之间的学术圈内传播和交流的。作为经济学家，经济学术的研究是他们的职业。但是，作为经济学家，在纯学术研究之外有义务积极参与和评论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制定，也有能力对社会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评论和观点，这些社会活动可以视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能。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政府，经济学家的参与显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事实上，从国际上来看，经济学家的社会形象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在战后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和增长，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20世纪，尤其是战后以来，经济学毫无疑问经历了200年来最辉煌的发展阶段。一方面，经济学在模拟科学方面远远走在了其他社会科学的前列，数学和统计学被大量地在经济学中应用，使经济学的研究技术相当的先进和发达，这使得经济学家对经验数据的分析能力大大改善，从而提高了经济学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评论方面的发言权；另一方面，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特而合理的“世界观”，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广泛地应用于其他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其思想不断地渗透在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法学、社会学、宗教、家庭和环境问题的研究当中。
　　第二，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为契机，在战后，经济学家所发展起来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及其政策处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得天独厚的经济环境里得到了西方许多政府的采纳和付诸实施。尤其是，西方经济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成功增长使经济学家迅速被推崇为“学以致用”的学问家。从此以后，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投以仰慕之眼光，给予经济学家以很高的期望，大学也开始大量地为政府输送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充当“幕僚”，出谋划策，频频亮相于大众传媒，他们为政府提供建议，评论政策，甚至左右舆论，预测未来。
　　第三，战后由于国际机构和国际经济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等）的大量出现，经济学家的作用已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范围，大批职业的经济学家开始为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大的国际经济协调方针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模式担纲顾问，提供咨询并参与政策的制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1.2 文献的回顾与评论
1.3 方法论

2.改革方式与经济理论
2.1 激进改革思想的演变
2.2 激进与渐进改革的逻辑
2.3 改革与经济理论

3.中国的改革方式
3.1 改革方式的进一步界定
3.2 中国工业部门的价格双轨制

4.价格双轨制的效率特征
4.1 伯德的一般均衡模型
4.2 对双轨价格的进一步讨论
4.3 价格双轨制的动态特征

5.配额约束下的价格双轨安排
5.1 “供给流失”的理论模型
5.2 有配额控制的价格双轨制
5.3 “体制外改革”的不同路径

6.价格双轨制下的生产增长
6.1 中国工业部门的增长
6.2 价格双轨制条件下的产业组织理论
6.3 价格的完全自由化与国有部门的垄断
6.4 简短的评注

7.中国的改革为何比较成功？
7.1 改革方式与改革的初始条件
7.2 改革起点、改革方式与改革路径
附录：主导厂商模型的一般形式

附录：价格双轨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