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全传》：
这个时期，随着清王朝的衰落，程朱理学日益暴露其空谈义理、迂阔空疏的流弊，严重脱离实际，无补时弊，在这样的情况下，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步兴起。
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和黄宗羲等人倡导的学风，是鉴于晚明理学盛行，高谈义理，却最终亡国的惨痛教训而提出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学应有“救民于水火之心”，“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黄宗羲则说：“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但是，随着清王朝统治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汉学盛行，经世致用的精神如昙花一现，隐而不彰了。
左宗棠和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一心企望能走科举登第之途，但他又和别的读书人不一样，科考失意之后，他没有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应科举、读四书、做八股上，而是对经世致用之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于1826年（道光六年）成书，左宗棠获得该书后，认真阅读，勾画批点，开始接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
1829年（道光九年），17岁的左宗棠在长沙书肆中偶然发现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不禁如获至宝，从中发现了一个与八股文章截然不同的知识世界，他对书中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反复阅读，直到了如指掌。不久，他又读到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更加开阔了眼界，掌握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在阅读中，他不仅攻读不懈，而且还将可运用于实践的知识一一记录下来。
这可以说是左宗棠实际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的开始，也正是这些“离经叛道”的学问，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此后，左家的家境每况愈下，至1830年（道光十年）左宗棠的父亲去世时，已经只剩上辈的遗田数十亩，每年收租谷也只有48石，家用都入不敷出。这一年，左宗棠18岁，因父母相继去世，他居忧在家，开始致力于学业。
同年冬，曾主持编纂《皇朝经世文编》、被左宗棠视为“学术之纯正，心地之光明”的“嘉、道两朝名臣”贺长龄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期间，因丁母忧留居长沙。左宗棠十分钦佩贺长龄的品学和才能，特地登门拜访贺长龄。
尽管两人地位相差悬殊，但经过一番交谈之后，贺长龄十分赞赏左宗棠的志趣和才华，推之为“国士”，并劝告他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并答应借出家中所有藏书供左宗棠阅读。左宗棠每次去借书，贺长龄都亲自登上梯子为他拿书，有时上下数次，从不觉得厌烦。左宗棠还书时，贺长龄必会问他读后有什么心得，相互探讨交流，孜孜不倦。这些关爱都使左宗棠深受教育和鼓舞。
不久，左宗棠考入长沙城南书院。城南书院原是南宋大儒张｝式的父亲张浚在潭州的居所，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建于南门外妙高峰，张树和朱熹曾在此讲学论道，后废为寺。1745年（清乾隆十年），杨锡绂任湖南巡抚，在天心阁下修建城南书院。
1822年（道光二年），巡抚左辅认为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邻近善化县治，市嚣嘈杂，不利于学子静修，于是将城南书院从天心阁下迁至600余年前的创始地妙高峰上。天心阁下的城南书院从此渐渐为人所淡忘，而妙高峰下的城南书院最终发展演变成著名的湖南第一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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