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财富：空间的政治经济学》：
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城市混乱之后，城市更新项目进入改革。改革以1965年《住房与城市发展法》为开端而在1968年立法之后得以更为显著的深入，低收入住房的补贴大幅度膨胀，而对导致人们迁居的项目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尽管食利者和其他精英仍然是城市更新中的受益者（Keith，1973;Mollcn kopf，1983），但是相比从前，那些穷人所受的影响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在改革刚刚生效不久，且恰巧是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之时，改革被城市更新及其相关项目的逐渐中断和取消所破坏。“正当邻里赢来一些影响时……尼克松政府就开始对它们进行猛烈的打击。”（Mollen kopf，1983：209）
最近联邦在住房上的刺激方案是里根政府支持的住房补贴凭证项目，这个项目会补贴个体租户，但是会由他们在尚未改变的私人市场中寻找住房。在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随之而来的增长的住房需求会刺激新房屋的建造（导致更低的租金），而联邦资金的即时直接支出也相对较小。实际上，在对补贴凭证项目进行试验后，住房与城市开发部（HUD）总结认为，租金补贴对私人建筑的影响微乎其微，远远低于对市场价格的影响（U.S.Dept.ofHUD，1978）。正如直接付款给房东通过现存的建筑给穷人提供住宅的联邦项目长期存在一样，政府不和私营部门一起竞争。政府并没有建造出能潜在地减弱总体租金结构的低成本住房。事实上，通过当下的项目将更多的资金投入私人市场，可以想象的是政府会导致总体租金征收的膨胀。而更为宽广的含义也同样清晰：诸如种族融合、节约能源或者环境适宜这样的使用价值目标不能由某一国家住房政策来实现，在政策实行中，政府只是在消极填写会被花在市场上的支票而已。
城市开发行动补助
城市更新刚宣告失败，以服务地方增长目标为中心的新联邦刺激方案紧接着出台，但成本更低。在卡特政府的执政下，政府引入“城市开发行动津贴”（UDAG）以图“复兴”美国城市。这个策略是要利用联邦资金获取来自私有领域的规模更大的投资。通过在这里赞助一个酒店“落户”（anchor），在那里资助一个时尚的购物散步广场，联邦补助会刺激企业家去投资他们不会投资的项目。其他企业家会接着在附近地区投资，以图从这些被资助的项目的邻里正效应中获利，就此城市复兴会循环运作起来。使用价值的好处会是间接的，随着新的增长带来就业和更高的税收基础。
这些补助受到其自身的特殊问题的困扰。最为显著的一个难题是，如果这些补助是给予境遇最有利的项目，“成功”能被最容易地显示出来，这意味着补助避开了产生的影响可能最为良性的地区。衰退城市中的贫困邻里是最可能从联邦资助的增长中获益的，但是这些空间能提供给官僚或者企业家的东西事实上是最少的。因此，这些本质上对需求和社会后果熟视无睹的补助会资助那些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工厂和公司办公室，或者会帮助公司建造现代化的、耗费资金的设施，而这事实上就是利用政府资助的增长机器来取代就业。在某些情况下，拨款被给予了那些原本就要建造的项目；有时候，拨款甚至顺从某一开发商的建造目的（Gist，1980:243），将补助转变为单纯的“纳税人之礼物”（Tabb，1984b: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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