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
暴风骤雨就要来了，可屋内的人浑然不觉。自古以来，号称曾经“出产”过那么多通天达灵、先知先觉的巫仙神怪，如今，却没有一人产生哪怕一星半点儿的预感。真的没有，一个也没有！
由多子多福之家、三世同堂之家，到家族宗族之家、家国同构之家，经家庭而家族到国家，最终形成“家天下”的大一统模式——一间伸张无际的“屋子”，一个庞大无比的“家国”，便是囊括一切的“天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尽管“天下”之人一代又一代、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却始终依照固定不变的模式，循着一以贯之的轨道，保持从容不迫的淡定。不知不觉间，几千年的光阴就这样转瞬即逝。几千年呵，什么天灾人祸、惊涛骇浪、艰难险阻、坎坷挫折没有经历过？可大家就这么过来了，不仅过得挺好，而且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悠久历史与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因此，安之若素、泰然处之、游刃有余、傲视天下，不仅是一种自我陶醉的天朝心态，也是一种一个老迈昏聩、日薄西山、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除了凤凰涅、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外，难道还有别的出路与选择吗？自适自足的理想境界。“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都不必担心，不必忧虑，不必张皇，后人循着前人的足迹，前人依着先人的传统，先人傍着古人的经验，尽管走下去就是了。哪怕少有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也并非是当下人们视野里的忧患意识，并非是追寻美好的社会制度、探索理想的发展之路，而是如何求取“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的为官从政之道，如何保持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平衡、稳定与和谐，如何因循过去的推力与惯性维护旧有的传统范式……
然而，“狼”来了，说来就来，来得那样迅猛凌厉，出人意料！
昔日之“狼”，源于边关陆地——西南不足虑，只要防着铁骑奔突、为患最烈的北狄西戎即可。
而今之“狼”，却来自大海，乘着高大的铁甲坚船，由东南沿海奔袭而来。漫漫千里海岸，军力有限，捉襟见肘，防不胜防；即使布阵对垒，八旗绿营使用的大刀长矛，又怎能抵挡英军的洋枪洋炮？原始与现代抗衡，过去的经验不灵了，传统的模式不行了，几千年不变的“天”说变就变，刹那间乌云密布、狂风劲吹、飞沙走石。而“道”呢？“道”一下子失却根基，突然间眼花缭乱、莫名其妙、找不着北……
是的，而今之“狼”初来乍到之时，从上到下，谁也不知其本性与厉害。
事情得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说起。
其时，古老的中国已进入集权专制末世，一股衰朽的气息弥漫开来，深入、渗透于社会的内在肌理。而表面呈现的，仍是平安无事，一片祥和。道光皇帝并非此后某些书中描写的那样乏善可陈，集邪恶与昏聩于一身。他虽然平平庸庸，无甚大才，但也算得上忠于职守，勤勉有加。道光的执政总原则就是守成——守住祖辈传下的庞大产业。一般而言，开国皇帝意气风发勇猛精进，而继承者能留住先人的辉煌与梦想，就相当不错了。因此，我们无须苛求道光帝旻宁，况且，他是清朝所有皇帝中最为节俭的一位，有“小气鬼”之称。道光怕花钱，尽可能地将一应开销节省到最低限度，有时简直达到了吝啬的地步，与皇帝的身份极为不符。道光规定“宫中岁入不得超过二十万”，“宫中用膳，每日不得超过四碗”。有人戏言，如今规范官场铺张浪费的“四菜一汤”，其始作俑者便是道光皇帝。他“极崇俭德，平常穿湖绉，裤腿膝上穿破一块，不肯再做，命内务府补之。”堂堂皇帝穿补丁裤子，不唯清朝，恐怕在中外所有皇帝中，也算得上极其少见的典型与模范了。只是后来被一批马屁精弄得扭曲走样，他们揣摩“圣意”，上行下效，以穿补丁裤子为荣。普及开来，当时朝中大臣，人人都穿一条打补丁的裤子。本是一件节俭好事，结果却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流传于世。
国人心中，当皇帝是天下最美的差事，三宫六院、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统驭天下，号令一出大地震颤，谁敢不从？皇帝，简直就是为所欲为的同义词。因此，国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想弄个皇帝当当、玩玩的欲望与念头。其实，皇帝也有皇帝的苦衷，受制于无形的传统、家法、诤谏不说，仅每天上朝听取大臣汇报、批阅公文、处理重大事务，这一马拉松似的无休止劳役就够受罪一辈子的了。风光无比的康熙皇帝就曾诉苦似的写道：“皇帝的责任沉重不堪，简直无法规避……臣吏如愿侍奉则侍奉，如愿息止则息止，而为人君者则终生碌碌不已，无处可以休息。”并且有人做过统计，皇帝是所有职业中风险最高的一种，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善终者的比例微乎其微。这不，道光帝就被国人大量吸食鸦片这一长期无法解决的事情困扰，而寝食不宁心力交瘁。
自乾隆初年起，吸食鸦片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拖着长辫、迈着裹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趋之若鹜。鸦片，这一源于西方的黑褐色凝结物，犹如吸血魔鬼，只要你染上它吸食成瘾，就会耗尽家财变得萎靡不振形销骨立。因此，早在道光之前的一百多年，即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便颁布了禁烟律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朝廷越是严加查禁，百姓越是吸食成风。雍正七年初禁时，西方输入鸦片两百箱；近百年后道光执政之时，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输入鸦片四千七百七十箱；道光七年（1827年），达到一万零二十五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数字为二万八千三百零七箱！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吸毒人数超过四百万，其中就有政府文官二十万，清军官兵二十万（清军总计八十万）。因鸦片而造成的国民身体素质之低下，精神之衰疲，道德之败坏，到了不忍正视的程度。对一位节俭皇帝来说，最为担忧与寒心的，更是白银的大量流失，国库空虚，入不敷出。
事已至此，道光皇帝不得不痛下决心，彻底禁烟！
禁烟禁烟，说说容易，真要彻查严禁，实在难之又难。不然的话，何以禁了一百多年，却越禁越泛滥，越禁越猖獗？道光明白，要想禁烟成功，非得有一位办事精干、堪当大任的重臣不可。道光虽然才德平庸，可长于深宫的他挑选人才的眼力却半点也不差，一下子就选中了时任湖广总督的大臣林则徐，并下旨紧急召见。
林则徐由武昌匆忙启程，12月26日抵京，27日一大早就被召入皇宫，可见道光心情之迫切。在京逗留十三天，林则徐八次被召见密谈磋商。第四次召见时，道光特地下了一道手谕，给林则徐以少有的恩典——“紫禁城赐骑”。当林则徐骑在饰满彩缨的高头大马上，缓缓进入皇宫之时，这一被称为“国初以来未有之旷典”的场面，就连道光本人也未曾见过，不由得早早候立殿外，观赏这一由自己亲手导演的稀世奇观。
皇上越是重视，林则徐就越是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受命临行前夕，林则徐拜访座师沈鼎甫侍郎，面对禁烟任务的艰难、复杂与严峻，师生俩谈至动情之处，不由得“相顾涕下”。林则徐道：“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敢不竭股肱以为门墙！”只要有利于国家社稷，他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
尽管林则徐意识到了禁烟危难并决心拼尽全力以报效皇帝的知遇之恩，但怎么也没想到，他所面对的再也不是过去隶属于天下范畴之内的所谓蛮夷，而是一种闻所未闻的新型异质文明，一个最早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先进文明行列的大不列颠帝国。古老而封闭的中国将由他的禁烟运动而进入一个陌生时代，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以极不情愿的角色与迫不得已的姿态，被纳入世界一体化秩序之中重新定位。这一不可预测的变数谁也没有料到，林则徐本人没有料到，林则徐挚友、学界文坛比肩而立的两颗巨星魏源、龚自珍没有料到，道光皇帝更是不可能预料得到——他对林则徐的要求是既达到禁烟之效，又不可轻启边衅，作为一个吝啬守成的皇帝，稳定压倒一切，他可不愿因此而爆发一场动乱或战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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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严肃的，并非如人们所议论的那样，是可以随便打扮的姑娘。写历史人物，最为基本的当然是要恢复其本来的面目。然而，作为文化历史散文，并不同于对历史真伪的学术考据，它要求作家必须有透视、洞察历史的思想，在思想上的求实、求真与求新，以真正科学而准确地确定人物的历史定位，是极为关键也是最能展现作者功力的地方。思想上的穿透力，不仅可以穿越古今，超越时空，而且可以直接叩动读者的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来，这些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的基本性格定位，已成定局，而他们思想的真正定位和在新的视角下的开掘，却有着颇为广阔的空间。正是在这一着力点上，曾纪鑫跨出了不同寻常的步伐，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
从全书的总体思想定位上，曾纪鑫没有重蹈别人的老路，而是把中国近代史定位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上。思想变革是政治变革的先声，中国结束三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最为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更新。政治营垒上简单的分野，往往难以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而思想上的剔骨入微，却可以把人物置于明亮的聚光灯下，让读者全景式地重新认识历史人物，从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特殊的审美感受。
例如，洪秀全，一般来说，人们以前只认识到他是天平天国的领导人，如果从简单的阶级论来分析，他属于农民起义的领袖，是旧社会的造反者。然而，从思想上进一步透视，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接受西方新思想、新思潮的一面，同时又有顽固守旧，恪守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面。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物。曾纪鑫敏锐地抓住了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进行剖析。用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是一个接近邪教的怪胎，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洪秀全，看到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的思想上的内在原因。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指导，近代社会无法完成其社会根本变革的历史任务。
正因为把每个历史人物都置于思想激烈交锋的大格局之中，因此，曾纪鑫先生就可以游刃有余地挥舞他手中那把锋利的手术刀，把近代史上这些关键性人物的心态、情态，尤其是其内心思想矛盾的激烈冲撞及其微妙之处，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抓住“矛盾”二字，是曾纪鑫最为高明的地方。
谁不认识曾国藩呢？他在历史上毁誉不一，曾纪鑫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而是把他的发迹以及最后的激流引退，全部置于波澜起伏有声有色的思想冲突之中，从特殊的矛盾关系和不同的角度叙述、描写这个人物。于是，处于湍流和漩涡中的曾国藩，就立体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字里行间，品读之中，你几乎可以感受到曾国藩的呼吸。思想的魅力能够发挥到如此极致，实在不易！
慈禧，一个人们所鄙夷甚至深恶痛绝的历史人物，在曾纪鑫笔下，也没有停留在一般人肤浅的情感好恶的层面上，而是将她置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把她定为“悲剧时代的悲剧人物”，描绘出她性格、思想的全貌，在充分论说了她的负面之后，作者客观公允地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慈禧的确是一名旷世奇女。”“若论中国近代史中影响最大者，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人便是慈禧。”只有从思想上进行冷静、理智的分析，才有如此的结论。
思想的魅力并不是抽象的说教，更不是简单地贴上政治标签，它源于独特的视角和发现，它的难度并不亚于发现一段全新的史料。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没有新的思想就没有新的政治制度和新的社会形式的诞生。缺乏新思想，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最大的不幸与悲哀。从创作的角度看，思想上的平庸向来是作品的大敌，曾纪鑫先生这部作品的突破和价值，自然让我们想起一句非常熟悉的歌词：让思想冲破牢笼。思想的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的创新才是最根本的创新。思路决定出路。因此，此书的出版，可谓“裂石穿云又一景”。
裂石穿云又一景
——读曾纪鑫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千古大变局》
沈世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