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浙江的抗战故事（1937-1945）》：
◎国共两党杭州谈判
1937年3月25日，夜幕悄悄降临杭城，西湖的喧闹也逐渐褪去。在西湖昭庆寺旁的一幢幽静古朴、名日“柏庐”的别墅门口，停下了一辆小轿车，从车上下来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同志，和专程从上海陪他到杭州的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以及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他们秘密来到杭州。周恩来肩负着全党的重托，将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直接会面，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战的重大事宜进行谈判。次日，正在杭州休养的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在西湖南边的烟霞寺见面。
这次会面并不容易，是两党领导人多方努力、多方争取的结果。1936年，面对日本步步紧逼的侵略态势，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现在是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了，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同时，国民党内的许多上层人士也逐渐意识到，面对中日必有一战的局面，只有停止内战，两党携手，才能拯救民族危亡。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受党的委派到西安斡旋。他处乱不惊，从容应对。经过多方工作，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最好结果，为国共两党正式谈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7年2月12日，周恩来、叶剑英和国民党的顾祝同、张冲等人在西安开始国共领导层的第一轮谈判，明确提出要国民党承认共产党的军队、边区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然而，由于双方在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苏区隶属等问题上的分歧，谈判陷入了僵局。由此，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意见，提出直接与蒋介石面谈，于是便有了这次的杭州会晤。
在3月26目的杭州谈判中，周恩来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的，是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计而谋求与国民党合作的，寻求的是彼此的谅解和相互的真诚，因而绝不能接受国民党关于“投降”“收编”的种种污蔑。同时，他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坚持苏区行政区完整、政府人员民选推荐、红军编为3个师和红军领导人不变等多项主张。
共产党方面，表示愿意为了实现国内和平统一、民主自由，达到民权主义，以及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民生的幸福这一共同目标而抗战到底。
蒋介石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中共可以参加之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保持完整，但正职必须由中共推荐的南京方面的人担任，以应付各方；红军被改编为3个师，4万余人，可以设总司令部，国民党只负责联络。蒋介石还特别谈到过去的两党合作，称合作的失败双方均应检讨：要想保证永久合作，就不要只图目前利益，还要计及将来。中共有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也不错，只要坚守新政策，必能达到成功。
接下来的几天，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最后商定：两党合作问题，先由中共方面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另定时间协商；蒋介石这一方，仍由陈立夫与延安通过电报保持联系；关于红军改编和经费问题，由宋子文负责与红军代表洽商。
3月30日，周恩来返回西安，随即回延安汇报了杭州谈判的结果，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大约过了十天，周恩来直接致电蒋介石，称：“归肤施后述及先生合作诚意，均极兴奋，现党中正开会计议纲领及如何与先生永久合作问题。”会议结束后就南下去同蒋介石会晤。同时，考虑到蒋介石的建议，中共中央开始草拟《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民族统一联盟组织规约》，并讨论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与选举法。国共谈判由此开始接近最后的成功。
彼时的中国，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从1937年2月开始，国共两党就如何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四地进行了六次谈判。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两党经过不断努力和不断探索，终于扫除了重重障碍，建立了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杭州谈判是国共两党走向共同抗日的重要事件，它揭开了国共合作崭新的篇章，是值得纪念的，更是值得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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