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奔向“自由王国”
14世纪以后欧洲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也带来了历史观的变化，古代希腊罗马人将“人性”视为历史本质的观念得到了恢复。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一致推崇的“人性”，不是一种人类群体的社会属性，而是一种个体人的自然属性，即完全可以在原子式的个体生命范畴之内得到充分解释的东西。由于人的个体生命的短暂性，不能指望这种“人性”能够在人的有生之年实现质的提升。它即使在某个或某些个人身上有所提升，这种提升也会随着它所从属的个体生命的死亡而毁灭，或至多只能通过生物学遗传而将其结果转移到自己的下一代身上，而不可能作为一种文化为社会所继承。于是，这种所谓“人性”就只能是一种抽象的、静止的东西，以它为“本质”的历史观，虽然肯定了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但却抛弃了曾为基督教历史哲学所持的“进步”观念。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思辨哲学兴起，它一方面坚持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又以一种非宗教的方式重新承认历史具有终极目标和整体意义，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德国思辨哲学同基督教神学一样，承认在人们的历史活动背后隐藏着一种“本质”或“决定者”。康德认为，存在着一种叫作“普遍的自然律”或“自然计划”的东西，它决定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他说，人类的行程虽然“并没有自己的计划，但却可能有一部服从某种确定的自然计划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他举例阐述说，在受到人的自由意志巨大影响的婚姻、出生和死亡问题上，表面看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然而各大国有过这方面的年度报表却证明了它们也是按照经常的自然律进行的”①。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历史决定者叫作“理性”。他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理性’统治了世界，也同样统治了世界历史”。被黑格尔加上引号的这种“理性”，不是一种主观范畴，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精神实体，即黑格尔所谓的“世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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