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鸦片和中国
让我们看一幅中华帝国晚期鸦片吸食者的照片。在这张有代表性的照片中，两个男子斜靠在一张长榻上，身上裹着有衬里的提花丝织长袍。其中一个男子把手臂搭在一个年轻女子的肩上，这个年轻女子斜靠在他的上半身（看起来有点儿不自然——或许是有吸食者在盯着她看，或许是因为正在照相的缘故）。两个男子头靠着床头板，眼神向下越过长榻盯着照相机，眼睛半眯着，面无表情。（还碰巧其中一个吸食者手中令人费解地抓着一只玩具狗。）即使在今天，合成鸦片制剂使得鸦片看起来毒性不那么大了，在布拉塞（George Brassa，本名Gyula Halász，在巴黎成名的匈牙利摄影大师。——译者）拍摄巴黎先锋派把鸦片重新包装为放荡不羁的高雅之物几十年之后，这一景象依然让人感到有些不适，比一对高加索醉鬼的照片更让人感到不舒服，尽管这两个吸食鸦片的人显然生活优裕，看起来也不是有太大的鸦片烟瘾。也许，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躺着吸食毒品显得非常颓废堕落，仰卧的姿势十分猥琐龌龊。吸食者用吸了毒的阴沉眼神（我们这样想象）平视着我们，好像在向我们示威：“我们是故意而且高兴地吸食鸦片来毁灭自己，你们想怎么样？”
不管我们的政治多么自由，我们仍然会对鸦片抱持成见，这种成见中既有道德的因素，也有科学的因素，它是从一百年前就在西方（也包括中国）开始形成的，这种成见把吸食鸦片看作是社会渣滓或专干坏事的人所乐意干的恶行。不过，除了对于吸食鸦片进行谴责外，还要看到，吸食鸦片是个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就是19世纪的广泛争论，先是西方传教士和医学界的观点，然后是中国政府决定谴责中国存在的吸食鸦片的风习，把它看作是病态的、不正常的——是中国所有问题中最根本的人们思想意志上的民族病。
19世纪40年代初，中英两个国家进行了一场以鸦片为名的战争，鸦片扮演了改变两个国家形象的非凡角色。不论是在英国还是在中国，鸦片一开始都只是一种外来的药品（在英国是土耳其药品，在中国是印度药品），先是在19世纪引种，然后在该世纪末又作为外来毒品被坚决拒之门外。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在一般大众眼里，还是在医药专家眼里，鸦片除了能缓解疼痛之外，大家对它并没有其他共同的看法。它比酒精的害处是大还是小？它会使使用者变得粗野没人性吗？它会使人的肺变黑、会像吃了鸦片的蛆虫那样爬吗？没有人能确切地回答这些问题。“随着烟毒流入内地，烟祸遍及各地??沉湎于鸦片者是在浪掷生命”，清末一个名叫张昌甲的鸦片吸食者在用若干页篇幅对吸食鸦片进行评论前悲叹道：“鸦片实为世间不可少之物。”[1]鸦片吸食者给人的形象通常是萎靡不振，整日昏昏欲睡。对许多人［包括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他在鸦片酊的支撑下，夜里在伦敦的街头游走。］来说，鸦片是兴奋剂。中国的劳苦大众靠着在中午休息时抽几口鸦片，来恢复体力和精力去从事繁重的劳动。19世纪末，一个牧师注意到，这些人“简直就是靠鸦片活着，鸦片就是他们的酒肉。”[2]维多利亚沼泽（Victorian Fens）中的情形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一个要做苦工的男人开始工作前先服用（鸦片）丸子。”19世纪中叶的一个观察者写道：“很多人都往啤酒里放点儿鸦片，要不他们决不喝啤酒。”[3]关于鸦片的作用更令人困惑的是，1840—1842年间在中国的英国军队指挥官注意到，清军士兵经常在准备作战时先要饱吸一通鸦片，结果，鸦片使一些士兵镇静下来，使一些士兵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兴奋起来，还使另外一些士兵昏昏睡去。
即使到今天，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医学发展之后，鸦片对人类体质的影响还有许多未知之处。不论是采用吃的方式、饮的方式还是吸的方式，鸦片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它令人产生幻觉的成分是吗啡，这是一种脂溶性生物碱，它被血液吸收，（根据准备的力度、服用的途径和个人的感受性不同，在几秒钟或几分钟内）揿动细胞中的开关——类鸦片活性肽受体。一旦揿动，其中的一个开关——μ受体——就会减缓掌管疼痛感的神经末梢的化学传感器的释放。吗啡产生的痛感缺失以及其他的许多相似物，例如海洛因，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能在几分钟内解除巨大的痛苦。鸦片远远不是仅能够使痛感消失，因为它进入血液，到达肠道，减慢肠道的蠕动，止住腹泻和痢疾。它通过抑制咳嗽中枢，产生镇咳作用。或许最为大家熟知的，是它能促进多巴胺的释放，多巴胺是使大脑产生愉悦情绪的荷尔蒙。简而言之，鸦片能使我们精神愉快。
和所有毒品一样，鸦片也有其不受欢迎的消极作用。它的一个缺点是它会引起反胃恶心（这是在40%服用吗啡的病人中引起的反应）。[4]如果服用它是为了缓解痛苦而不是治疗腹泻，它会导致便秘。它最大的直接的缺点，是它会减慢甚至是停止大脑中控制呼吸的中枢，因此，使用过量的话，它会令人窒息而死。由于过量服用鸦片的人一般都死得很安静，很久以来，鸦片是缺乏勇气的人自杀时所依靠的良友，是暗杀者的好助手。此外，多巴胺能使人增强满足感，也能增强其他的、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感觉。它能加强、放大对恐惧和危险的感知，因而也是导致妄想狂、猜疑症和精神分裂症的药剂——德·昆西的幻觉症就是这样产生的。（德·昆西常年吸食鸦片，出版有《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书中描述的东方景象就是他的幻觉。——译者）
鸦片的最后一个缺点（像许多由多巴胺产生的反应，即被由它产生的愉悦感所控制一样），是它诱使人渴望从头开始重新体验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外界物质如鸦片的刺激，类鸦片活性肽和多巴胺受体就会以毫不被注意的平衡状态安静地存在于我们的体内。然而，一旦一个受体受到刺激，这个受体就会变得不再敏感，就会失去平衡，就会要求经常性的、或许还是持续增加的那个刺激物的供应。如果体内的神经系统平衡和化学平衡要依靠体外的药物来维持，供应的突然中断将会带来不良反应症状——发抖、疲惫、发热、起鸡皮疙瘩［goose-pimples，这是“cold turky”（突然戒毒法）这个说法的来源］、恶心、腹泻、失眠——这些症状只有靠醒酒液才能缓解。
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中，鸦片的历史形象几乎与它的化学作用一样多姿多样。对欧洲人来说（他们从17世纪初开始买卖鸦片），它首先是提供了一条通往中国市场的道路（“鸦片交易看起来有鸦片的特性，”一个金盆洗手的鸦片贩子回忆说，“它们传达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出售鸦片时付百分之三的佣金，得到百分之一的利润，没有坏账！”）；其次，它又赋予了把中国从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中解救出来的道德正当性（“所有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道德感不强，”1842年后一个英国传教士解释说，“这正像你在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国家中期望发现的情形一样。不过，对于吸食鸦片的人，情况就更糟。”）。[5]大概在1870年前后，西方反对中国吸食鸦片的风习的因素中，又加入了其他的旧偏见，形成了“黄祸”论（Yellow Peril）。按照“黄祸”论的逻辑，不信基督教的中国人喜欢鸦片，摧毁了他们身上正常的人体反应的任何可能：这是“一种癖好”，一个“潜在的巫师”，使他们成为高深莫测的没有道德感的、愚昧仇外的吸毒大军，用来对西方进行报复。[6]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鸦片带给了他们吸食上瘾的危险，但也带给了他们很多好处：包括利润，解除了不太重的或慢性的病痛，获得了毒品造成的幻觉、甚至是美感的享受。因而，到19世纪末，即使是鸦片的形象已经彻底变成为只是被诡计多端的帝国主义者强加给中国的外来毒品之后，对鸦片的这种看法也并没有维持多久。对西方的愤恨很容易就退而变成对自己的厌恶：民族主义道德恐慌的潜台词是，英国人是给我们带来了鸦片，但这是我们自己吸食上瘾的。1839年，在导致了与英国的战争的禁烟运动前夕，中国主张严禁鸦片的人——包括态度坚决的林则徐——以肯定的语气谴责烟毒，说“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鸦片戕害生命，将使我中华之人尽沦为虫豸犬豕”。[7]但愿事情是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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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煞费苦心地追述两大帝国围绕在贸易、条约、控告、反控等方面的复杂网络……蓝诗玲颇具匠心地将这些紧张、艰苦的冲突以及170多年后尚能感知到的结果浓缩到了一本书中。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