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01
第一章
秉性
上海，不管在哪一个年代，每提到它，小说中的百转千回瞬间就活色生香地转入人生。让我们把时光回到1920年，9月30日的上海，在一栋民初样式的老洋房里，一个乳名唤作“小煐”的女孩出生了。她就是张爱玲。祖上的荣耀犹如一张常年高悬的牌匾，光荣已随岁月隐退，剩下的是一具撑不起的晚清躯壳。而她，就出生在这样的荣耀和显贵里，骨子里流淌着李鸿章、张佩纶的高贵血液，成长于阳光后面的灰暗里。
这些给了张爱玲敏感的自尊，高贵、冷漠又热情。这些是她文字的秉性，也是她生命的底色。
成年以后的张爱玲并不愿意和人谈及自己家族的旧闻逸事，每被人提及，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或许，这个时候是因为敏感而过于自尊。自尊大概是家族的没落以及李鸿章晚年的政事。李鸿章亲手签署的一系列割地赔款的条约，丧权辱国的脏水都由他一人担承。在这样偏激的民族怨恨中，淡化了他前半生的政治辉煌。虽说是不愿谈及，可是家族的影子总是反映在爱玲的小说中，好像一个保存了很久的秘密。而一段不愿提及想要逃避的往事，总会以最轻松的方式释放出来，这就是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在张爱玲的小说《创世纪》中，就曾以曾外祖父李鸿章作为原型：
戚宝彝在马关议和，刺客一枪打过来，上了面颊。有这等样事，对方也着了慌，看在他份上，和倒是议成了。老爹爹回想，把血污的小褂子进呈御览，无非是想夸他们一声好，慰问两句，不料老太后只淡淡地笑了一笑，说：“倒亏你，还给留着呢！”
这些都是家里的二爷们在外头听人说，辗转传进来的，不见得是实情。紫微只晓得老爹爹回家不久就得了病，发烧发得人糊涂了的时候，还连连地伏在枕上叩头，嘴里喃喃奏道：“臣……臣……”他日挂肚肠夜挂心的，都是些大事；像他自己的女儿，再疼些，真到了要紧关头，还是不算什么的。然而他为他们扒心扒肝尽忠的那些人，他们对不起他。（《创世纪》，《张爱玲文集》第2卷）
文字中隐含着对李鸿章的揶揄和嘲讽，却又像是内心深沉的自卑，在道义上为曾外祖父的不值。不过看透了之后才明白，张爱玲也不过在靠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身的尊严。可李鸿章毕竟是晚清惊天动地的人物，甚至传言张爱玲在成名后也借李鸿章来为自己的新书作宣传，被人诟病，指责她虚荣。其实和所有女人一样，褪去文学的光环，她就是一个普通女子，骨子里本来就有女人的虚荣，并且别样的自尊和虚荣。
好像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直射进堂屋老旧的家具上，在光线里起舞的是蒙蒙的灰尘。她的骨子里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液，她那奇异的自尊像极了那样一个贵族的没落姿态。表面上是满不在乎的抵抗，内心里却是入骨入髓的铭心。她心甘情愿成就祖上的虚荣，她心甘情愿地帮着他们敷衍着黯淡的荣光。最终，在她的《对照记》中提到祖父母时，写道：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所以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提到祖上的荣光，我们就不得不去探访一番李鸿章和张佩纶了。张佩纶是才子，李鸿章亦是，后来张才子因才华出众颇受李才子赏识而成为了李才子的女婿。
张佩纶的父亲张雨樵，和李鸿章因同朝为官而结识。李鸿章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期，与张雨樵共拟军务，私交甚好，可惜的是，张雨樵后来因政事劳累死于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李鸿章却于太平天国时期功成名就。叛乱平定后，李鸿章由于佐助恩师曾国藩有功，获封一等肃毅伯。直至1872年，曾国藩病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李鸿章接替，主持清朝政务二十五年，权倾一时。
张雨樵病故后，儿子张佩纶才七岁。毕竟是世家子弟，张佩纶同样承袭了父亲的才华。他二十三岁应试中举，二十四岁再登进士，二十八岁擢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属左副都史。
张佩纶不仅才华横溢，而且还有一身无人可亲近的臭脾气。不管什么达官贵人，只要有把柄在他手里，一支利笔，一纸奏折，便叫朝堂红翎顶戴无形之中消失一顶。书生意气，才华横溢，年少得志，张佩纶锐气不减，渐渐成为“清流派”的代表和主力。
1884年，法国入侵越南，企图以此作为入侵中国、窥视台湾的基地。张佩纶早已对朝廷前几次中外战争都以割地赔款告终的行为颇为不满，力主抵抗。政治宿敌军机大臣孙敏汶趁机上奏，提出要“清流派”去驻守海防前线。于是张佩纶被派往福建马尾，成为著名的“马尾事件”的主角。可毕竟一个书生的意气和踌躇满怀的志气，阻止不了一个王朝没落的走势，更何况张佩纶不过是一词臣和一书生，只知道按照李鸿章的电报布局战守，结果，马尾一战一败到底，福建水师全军覆没。
更悲怆和凄惨的是，一向傲人的张佩纶居然在大雨中顶着一只破铜盆狼狈逃生。在他落难之时，昔日政敌正好抓住机会报复，结果就是他被革职流放，前路漫漫，前途渺茫。
直至1888年，张佩纶才被召回京师。昔日才子的意气风发已经是颓唐挫败的黯淡之境了。宿命难以捉摸。李鸿章好像前辈子欠了他似的，从天而降，将他从泥潭中捞出。在他被革职充军、流放张家口之时，不仅屡屡救济，将他收为内僚，还将自己唯一的掌上明珠李菊耦嫁给了他。
这段婚姻，如果不是李鸿章真心欣赏张佩纶，是不可能成就的。这段婚姻，如果不是李菊耦真心爱慕这位正直文人，也是不可能成就的。
张佩纶此时已四十一岁，第二任夫人刚死了两年，自己又是个发配的囚犯；李菊耦二十三岁，花样年华，才貌双全。更何况，她嫁与张佩纶不是原配，充其量只能算是第三任续弦。李菊耦的母亲觉得这桩婚事女儿受尽了委屈，何等哭闹，可终究拗不过夫君和女儿的一致决定。
这段婚姻在当时被传为佳话，甚至小说《孽海花》都“抄袭”了这段佳话。张佩纶有一次去拜访李鸿章，看见一位女子“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自己赶忙回避的时候，却见此女子也是满脸绯红，慌里慌张地进了里屋，似乎对自己颇为有意。张佩纶看到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两首七律：
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乘璋谁教使狄山；
宵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
痛哭陈辞动圣明，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功罪千秋付史评。
诗中之意乃是红巾翠袖在为张佩纶英雄泪，张佩纶看到此，内心惊心动魄，想不到李鸿章年轻貌美的女儿竟钟情自己。李鸿章此时顺势提出请张佩纶为自己的女儿物色佳婿。张佩纶问及要求条件时，李鸿章直言说“要和贤弟一样的”。言下之意，张佩纶已了然于胸。几天之后，张佩纶就来提亲，李鸿章一口答应。
这桩婚事就这样成了。
《孽海花》中描述张李两人的情节，多是按照才子佳人的故事杜撰而成。在小说中，李鸿章化名“戚毅伯”，张佩纶则化名“庄仑樵”。张爱玲还曾因看了《孽海花》去问父亲张志沂，“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对照记》）童年的这段故事对张爱玲影响极大，在她后来的小说中，对于自己的曾外祖父化名也是姓戚的。
婚后的张佩纶留住李鸿章府中，只是与李菊耦花前月下、煮茶论诗，不再过问政事了。即便是后来再得李鸿章推荐，任翰林院编修，可在协助李鸿章和八国联军谈判时，张佩纶骨子里的清高劲又来了，他的很多意见都和李鸿章不合。可此时李鸿章已是自己的岳父，又投靠其门下，不能撕破脸彻底反对，对于自己的意见又不愿意委屈，自己又没有钱，所用花费皆是妻子的嫁妆，不得不辞了官归隐南京。
书生意气没了，只剩下红袖添香，聊度残生。其中《孽海花》中却有提到：“诗酒唱随，百般恩爱，仑樵倒着实在享艳福哩！”
少年时代的张爱玲还读过祖父此时所写记录夫妻生活的《涧于日记》。不知道这《涧于日记》和《红楼梦》是不是张爱玲文学的启蒙呢？
在张佩纶的《涧于日记》中：
午后与内人论诗很久。（一八八九年二月初三日）
雨中与菊耦闲谈，日思塞上急雹枯坐时不禁怃然。（一八八九年六月初八日）
合肥宴客以家酿与余、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一八九○年元月十六日）
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读画，聊以遣兴。（一八九○年二月初五日）
梦中得诗：“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一八九○年九月三十日）
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小坐于兰骈馆，静候夕阳衔山。读到此句，确为张佩纶“夕照衔山”中的这个“衔”字叫好。这里的闲情雅致，和《红楼梦》中记载的那些贵族细致生活，真的是很像，而且李菊耦不论外貌，还是品性，或是才华，颇像《红楼梦》中的女子。
张佩纶也是配得上李菊耦的，或许正是因为他的隐居，才真正成全了李菊耦美满的婚姻生活。“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纯文人配俏佳人，每天的煮茶论画，风流高雅，一般人家哪里学得会赶得上。真是有些张爱玲自己所写下的“岁月静好”之境。大家闺秀气质的李菊耦娴静恬美，眼中安静却有着张爱玲一样的傲气，而新婚后李菊耦眼中的傲气渐渐散淡了，只剩下幸福和满足。这些气质，静想下来，张爱玲都是一脉相承的。我想，这就是张爱玲所说的“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
可后来，张佩纶的女儿张茂渊，也就是张爱玲的姑姑，觉得父亲是配不上母亲的。大抵是因为父亲经济上的穷酸，凡事都是靠岳父李鸿章救济，而在仕途上又是末路，年龄上也是张佩纶大李菊耦二十岁。相片上张佩纶脸圆胖颓唐，尽管在日记中写着和李菊耦在南京的宁静生活，可在脸上显现的到底是一副不得志的失意相。临死前，他告诉自己的二儿子：“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入祖宗邱袭地。”这样丧气悲凉的话，不知道死后会给李菊耦一种怎样的生活心态。
煮茶论史，赏画恩爱，到底也成了这样一抹夕阳衔山的苍凉之辉了。
张爱玲是了解祖父张佩纶的苦闷的，真有纵使举案齐眉，到底是意难平的味道，当然，这意难平不是夫妻之情，而是壮志未酬，于是在《对照记》中也提到：
《孽海花》上的“白胖脸儿”在画像上已经变成赭红色，可能是因为饮酒过多。虽有“恩师”提携（他在书信上一直称丈人为“恩师”），他一直不能复出，虽然不短在幕后效力，直到八国联军指名要李鸿章出来议和，李鸿章八十多岁心力交瘁死在京郊贤良寺。此后他更纵酒，也许也是觉得对不起恩师父女。五十几岁就死于肝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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