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社会丛书·明代问题皇帝研究：项基于社会类群的考察》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明代皇帝的群体性特征及“问题皇帝”之表征明代皇帝呈现出政治低能化、行为个性化与平民化趋向。其所作所为与传统文化、社会期待的皇帝角色规范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中后期“问题皇帝，，频繁出现。明代“问题皇帝”角色失范表现在诸多方面：他们无视自己的政治首脑职责，荒政、怠政现象突出；懈怠“敬天”法祖的宗教祭祀职责，经常遣人代行，视祭祀为儿戏；沉溺于物质享受，无视国君的职责，只享受权利，忽视义务。
（二）明代“问题皇帝”生成的原因与环境从生存发展环境而言，父皇的个人偏好、诸弟的觊觎野心、生母的软弱无力使得嗣君在继位之前生存环境险恶，册立困难重重，废立危机时时压在心头，经年累月处于高压恐惧状态，缺乏父爱母爱，心灵饱受摧残，在很大程度上出现心理畸形、心理疾病，人格不健全。旨在培养、提高皇帝或太子治国能力和君德修养的皇室教育制度多以失败告终。他们的正规学习几乎都未完成，故其君德修养和政务处理能力都很弱，不堪治国重任。
从社会环境而言，“仁宣之治”使得明朝经济实力大幅度上升，呈现国强民富、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观。社会流动加剧，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加速，多元社会结构特征日益显著。市民文学繁荣，心学传播导致异端思想盛行，在社会掀起“狂飙”解放潮流。人们的日常生活、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重商主义、拜金主义、纵欲主义、及时行乐思潮盛行，举国上下浸淫其中，皇帝概莫能外。
从政治环境而言，宰相制度的废黜使得明代皇帝最重要的纠错机制、辅佐力量消亡。代行机构——内阁权限缺乏法理的保证，与宦官集团分掌权力。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成为双刃剑，在帮助不称职的皇帝维持正常统治秩序的同时，也为皇帝提供偷懒的机会和退回内朝的空间。完整详备的祖训祖制和空前强化的“法祖”意识，作为对皇帝最重要的软约束机制，不仅未能约束皇帝的行为，反而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使之越发背离角色规范，在荒君纵君之路上越滑越远。
从制度环境而言，明代虽然建立最为完备的司法机构和监察机制，但这些机构是皇帝大权独揽下的权力制衡、监察机制，根本不对凌驾其上的皇帝进行监督或约束，使皇权的外在约束机制形同虚设。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伴随着嫡子的缺席，产生激烈的皇位竞争。皇帝对太子的敌意、不信任或排斥心理引发太子册立危机，加上皇帝的普遍短寿早天，影响皇位的继承和对帝国的控制力。
此外，在统治集团内部，皇帝、文官与宦官关系非常微妙。明代中后期皇帝与官员的合作无法顺利进行。正直官员对皇帝要求过于严格，导致君臣关系紧张，恶性循环；而以示弱博得皇帝好感的官员却纵容、助长了皇帝恶行。与此相对应，宦官挖空心思获取皇帝信任，竭力施展对皇帝的诱导力，使之亲近宦官集团，素质较低的宦官对皇帝的负面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官在与宦官的皇帝争夺战中屡屡败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背离君道的价值观逐渐在宫中占据主导地位。皇帝在日益萎靡放纵、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空气中沦陷，一一成为“问题皇帝”。
（三）明代“问题皇帝”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皇帝虽然身在九重深宫，但是，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皇帝对官僚系统与政府行政效率的影响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命运，天下兴亡可以说维系在皇帝一人身上。“问题皇帝”不履行职责，长期消极怠工。
政府官员群龙无首，拖沓散漫、因循守旧，不肯尽心办事，使得政府部门行政效率低下。他们家国不分，本末倒置，加深社会危机与矛盾冲突。
明代“问题皇帝”完全凭个人好恶奖惩官员，任性使气，使得官员纷纷走上异途：或噤若寒蝉、消极怠事，或阿谀献媚、变更士节，或告老还乡、隐居山林。整个官场“居间”习气牢不可破，朋党之争加剧。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更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因素。
整个统治阶层彻底分化，各怀异心。上层统治者腐化、崩溃，无药可救。流风被及士林，士人或纷纷归隐山林，或及时行乐、行为荒诞。
“问题皇帝”对社会大众造成的影响集中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社会思潮等方面。“问题皇帝”在宫中肆无忌惮，宣淫导奢，将明中叶以来的奢侈淫乱僭越之风推向新的高潮。民间“求新”、“求异”风潮与当朝皇帝的个人喜好有密切关联。皇帝对戏曲小说的喜好直接影响民间文学艺术的繁盛。民间瓷器服饰等直接与皇帝个人风格、社会背景相映成趣。皇帝对社会舆论、思潮采取的态度直接影响它们在民间的发展。皇帝不仅发挥着国家最高首脑的象征性作用，更通过行政手段或民众迷信崇拜心理发挥着明星效应，影响着社会风潮。他们虽隐居九重深宫，影响力却波及宇内。上至朝廷命官，下至庶民百姓，或大或小都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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