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时空冲撞中的小说创作江少川：近些年，你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尤其是高校文科的学生非常喜爱读你的小说。
我的学生就选择你的长篇《扶桑》、《小姨多鹤》进行研究，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我本人也非常关注你的小说创作。中学师生对你的创作经历也很感兴趣，想先请你谈谈你赴美前的创作经历。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严歌苓：我生于上海。我出身于文学家族，我的父亲、爷爷都是作家。爷爷年轻时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39岁回国后在厦门大学执教，是颇著名的翻译家，最初的《简·爱》就是他翻译的。父亲学建筑出身，却喜欢搞创作，文学修养很好，他笔名萧马，著作不少。我家藏书丰富，我后来搞创作，是偶然，也有其必然性。我最初学习舞蹈，搞肢体运动。12岁那年，我进入成都部队歌舞团，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时缺前线记者，我就去了。我到野战医院采访，访问了许多伤员。去的时候，主要是想受教育，有一些想法，如表现战士的爱国主义思想等。但在采访中，面对那些伤员，当时就产生了一种反战心理，后来一直有这种意识。我最早写的是电影剧本《七个战士和一个零》，发表在1981年的《收获》。大约隔了两年，在南京的《青春》发表了第一篇小说《葱》。
1985年裁军。我从成都部队下来，调到铁道兵创作组，这个单位后来被裁掉了，我被保留在铁道兵指挥部创作组。1986年我加入中国作协，这一年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约，出版了长篇小说《绿血》，1987年出版长篇《一个女兵的悄悄话》，1989年出版长篇《雌性草地》，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这就是我赴美前的创作经历。
江少川：后来你到了美国，你是如何作出这次人生抉择的？严歌苓：1987年，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我赴美参加“年轻作家访问计划”活动，他们是看了《中国日报》对我的专访发出邀请的。回国后，我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学习，当时莫言、余华都在这个班，那个时候我30岁，开始学英语。1989年，我赴美留学，考上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1995年获艺术硕士学位。那时我一边学习，一边写作，或是先写成英文，再翻译为中文，或是先写成汉语，再变成英文。当时在课堂上练习换人称写作，《失眠人的艳遇》就是那时创作的。我的学习很用功，每学期成绩都是优秀。这期间，我的短篇《少女小渔》、《海那边》、《红罗裙》、《女房东》分别获得《联合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等报刊的短篇小说奖。
江少川：如果把你的创作经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以赴美为界限分为国内时期与美国时期，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这两个时期，你的创作心态、作品特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应当如何概括？严歌苓：可以这样说，这两个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内，专业作家很优越，到了美国后，从心态、感觉、生活到语言都发生了变化。到美国，为生计而写作，很担忧，心默如金。我初去美国，为生活所迫，干过餐馆服务员、保姆、模特，不是为了体验生活，而是为了生存。去美国后很敏感，英语讲得不流畅，外部表达不自如。我说过：“人在寄人篱下时是最富感知的。”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灵感的人，是“痛”多于“快”的。这时，我用心读文学、读原著，在教授指导下，系统地读作品，如欧美、拉美的名著，想读遍世界最好的文学作品。这时候可以说是大补，大补文学营养，刺激、激发灵感。我觉得攻读学位，我才真正进入成长期，如果说我过去属于经验型作家，这时正向学者型作家转变。我在美国完成了这个转变。我读史料，读《华人移民史》，研究了两三年，翻阅了一百多本书。《扶桑》是看到史料中的一张照片刺激灵感的。《谁家有女初长成》是看到一篇报道引发构思的。写《人寰》，我研究心理学，看弗洛伊德、看荣格自述等心理学书，看穿了，又批判。
在美国，我这样的人属于“外地佬”，“外地佬”也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对什么都新鲜，对人的文化、语言、行为都很惊讶、诧然，这是小说家最得天独厚的地方。你张开眼睛看到的，是新鲜的出人意料的人文景观。的确，我在美国读书，很难、很实际，属于边缘，我读的那个系没有一个亚洲人；从祖国到美国，我也是边缘，我在两边做边缘，游离于主流。这样我就局外一点，观察更冷静，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
江少川：你对写华人移民史题材很感兴趣，倾注了相当的精力，你在《海那边》的得奖感言中说：“移民文学将成大气候”，请你谈谈对这类题材的看法？严歌苓：是的。我研究过美国的华人移民史，曾专门走访博物馆，读史料。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图书馆钻故纸堆，掘地三尺，发觉中国先期移民的史料是座掘不尽的金矿。我打算写华人移民史，从第一代一直写到现在，《扶桑》写的是第一代，《魔旦》、《风筝歌》写的是第二代，以后我还会写下去。
江少川：长篇《扶桑》是移民题材的，这部长篇曾获1995年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2001年，《扶桑》被列为美国小说排行榜前10名。我读《扶桑》，深深受到震撼，我注意到，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了这部长篇，你是如何构思这部作品的呢？严歌苓：我始终是在一种悲愤的情绪中读华人移民的史料，中国人被凌辱的历史触动我反思：对东西方从来就没停止的冲撞和冲突的反思，对中国人伟大的美德和劣处的反思。《扶桑》中的克里斯与扶桑的畸形的恋情，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冲撞，西方的男子对东方女性怀有神秘感，抱有一种梦幻式的痴迷，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克里斯就是这样一个西方少年，而扶桑具有一种东方母性的情怀，或者说一种天生的雌性，这与西方女性不一样，对克里斯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放在美国那种大环境中，他们不能相爱下去，西方男子的那种痴迷、梦幻一旦消散，爱情就不能长久。
江少川：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问你的丈夫不就是美国人吗？严歌苓：是的，他是美国人，学企业管理，主修外事，是美国的外交官。我们俩经历了许多阶段，获得了超越、上升。结婚前美国有关部门用测谎检测仪对我作测试，调查我的身份，他认为是对我的侮辱，曾辞去外交官职，我很感动。
江少川：你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写中国体裁和移民体裁两大类。写中国体裁的作品，如写新中国建立以后及“文革”前后的小说，比如《人寰》、《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小说，你觉得与国内作家，或者说与你自己在国内时写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严歌苓：应该有所不同。到了一块新的国土，接触的，看到的都是新鲜的，因为空间、时间及文化语言的差异，或者说距离，许多过去的往事也显得奇异，获，导一种反思的意义。我打过一个比喻：像是裸露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地敏感。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移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是裸露的。转过去，再转过来，写自己的民族，有了外国的生活经验，不自觉的新角度，我的思考有了新拓展。移民生活的确给作品增添了深度与广度。显然，与完全生活在国内的作家是不一样的。
江少川：你的小说，就题材而言主要是两类，一类写移民题材，如《扶桑》、《魔旦》；一类是中国生活题材，如《白蛇》、《谁家有女初长成》等，这两类题材相比较，你更偏好哪类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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