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文学士多寡节气”。究其原因，据明人吴廷翰的解释，则是：“以其习华悦人，故性成而柔驯，居尝议论霏霏有余，及临事难，辄蓄缩巽冥，战汉不能出一语，往往殉其守。”②与道学之士相比，文人的气节确乎稍有不逮。不妨举明末文人董其昌、钱谦益，与道学家刘宗周、黄道周作一比较。董其昌文章书画，冠绝一时，海内望之如山斗。然受名士流风影响，“每疏绳检，且以身修为庭训，致其子弟，亦鲜克由礼”③。后董其昌在乡为富不仁，终于引其民众的愤慨，有“民抄董宦”一事。钱谦益为明季文坛领袖，却不惜行检，当原配陈夫人还在时，即以河东君柳如是为妻，“以妾为妻”，其无行可见一斑。④钱氏一事，若属实，正堪无耻之尤了。据明末清初人李清载，谦益降北以后，柳如是留南京，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杀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道：“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女人乎？”闻者莫不掩口。⑤钱氏在家乡的口碑亦不佳。反观道学之士，在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却能尽节而死，终成纲常人物。如刘宗周、黄道周，在崇祯年间被视为“天下清望”。当浙中不守时，宗周不食而死；道周受闽中之命，以阁部督师，被擒死之。⑥
三是文人穷酸，而且愿意言穷，甚至哭穷。轻薄、无行，出入花街柳巷，这是风流才子的勾当。而绝大部分的下层文人，即所谓的乡下学究，则无不是一副穷酸样。明朝人早就认识到了文人与穷的不解之缘。如袁中道就说：“知交中韵士，即是贫士。富人多非韵人。”⑦但明代文人更喜言穷。如江盈科有诗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是母，宦橐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月檴）。乡书不敢寄，猿鹤恐嘲予。”①此即其例。
当然，穷酸只是与学究为伍，而与那些已有官位的大人先生无缘，如江盈科之言穷，只是一种文人习气在作怪，其实与乡村学究相比，他的日子并不难过。正如朱自清所说，向来说“寒酸”“穷酸”，似乎酸气者聚集在失意的书生身上。得意之后，见多识广，加上“一行作吏，此事便废”，那时就不会执着在书上，“酸气味”是可以洗掉的。②事实确乎如此。明代出仕过的文人，无论其如何说穷，终有基本的田地、房产供其消费。如唐顺之，初时有田百亩，其后增至“盈千”。③又如袁中道，自言其维持其逍遥的文士生活以及养家的经济来源：有供粥之田，可取租四百余石；岁有租银近百金；又在沙市有一宅，售值可置田数百亩。④
今人陈玮论文人道，文人绝非一般舞文弄墨的酸丁秀才，而指具有极致的文人习气的一类知识分子。他将文人气质概括为“五气”，即：书卷气、骨气、正气、义气、清气。⑤这当然是今人理想化了的文人形象。但如果对明代文人作一具体考察，那么酸丁或乡村学究在文人阶层中所占的比重和地位，就不能不给予充分的注意。事实上，书卷气是明代文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精神气质，即使乡村学究如何穷酸，他们总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因这种知识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基础。文人当然是传统读书人的一部分，故又可称“书生”。这固然是一个颇值得骄傲的称谓，如说“一介书生”或“书生本色”，无不都含有清高的意味。所以，明代的文人墨客大多以贫为清高，进而以清高为标榜。骨气也者，简言之，即傲气。文人无疑是知识的掌握者，而知识又赋予文人以超俗的权力和优越。于是，明代文人也就具有了笑傲王侯、指点江山的传统，潜意识中常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⑥至于正气、义气，亦即临难尽节尽忠，更多的是在道学家之流中可以找到。而继承魏晋以来文人传统的文人，反而具有一种非道德或非规范的特点。即以“狎邪”为例，文人并不视之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无伤道德。①这不仅是历代文人的通病，而尤以明代文人为甚。换言之，明代文人一方面追求清雅之事，如书画、文学，另一方面又追求相当世俗化、物质化的生活，甚或追逐声色犬马。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