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语言并不能获得意义、把握“道”，但“道”、意义是可以获得的。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粗精也”（《庄子·秋水》），又说，黄帝出游，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庄子·天地》）。道是不期粗精的，通过语言、意识不能获得，只有那无言无意的“象罔”才能把握。这无言无意的象罔即非理智的直觉和体悟。<br> 简言之，道家明确反对语言，但又不自觉或被迫承认了语言存在的必要性；道家反对语言，却认为文本意义是可以接受的，其方法是非理智的直觉和体悟。<br> 儒道两家，一肯定语言，虽自觉承认其局限性；一否定语言，虽消极承认其必要性。一以意逆志（包括知人论世），探寻文本意义；一直觉体悟，把握文本深处的“道”。这些差异与对立，也有其哲学依据。如前所述，儒家重“自然的人化”，而语言恰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儒家重社会性，而语言恰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言与名有紧密联系。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证·子路》），而孔子和儒家恰是要为人正名，为社会确定一套秩序规范。这是儒家“知言”的两个原因。而道家恰好与之相反，道家重“人的自然化”，认为语言的运用起于分辨之心，违背人性，且不能把握整体性的道。另一个原因则是道家要通过言的批判进而批判名，以及由名和言所形成的权力话语。这是道家“不言”的两个原因。<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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