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种“斗争”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更多是一种策略、手段，与作为方针政策的百家争鸣存在较大距离。由此可见，学者和政治家分别从不同的侧重点来理解“百家争鸣”。学者所理解的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就是对学术问题自由发表意见、自由辩论。政治家所阐释的政治意义上的“百家争鸣”是那种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为表现形式的一拥而上、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学术批判和政治批判。根据双方对百家争鸣的不同阐释可知，实行“百家争鸣”的关键在于如何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显然，学术思想中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是不容易简单地用政治标准来划分的，更不用说这些标准在实践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政治家的阐释是一种以政治方式来解决学术问题的思维方式，它使“百家争鸣”方针在执行中，其政治意义很容易凌驾于学术意义之上，从而出现一系列学术领域中的政治批判。由此分析，在那种“一家独鸣”的批判中还要提倡“百家争鸣”，那种“一家独呜”的批判还是属于“百家争鸣”等矛盾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正是百家争鸣的应有之义，其主要作用就是给正确的批判者以充分自由的批判权利，制造压倒一切、咄咄逼人的批判气势，以便于他们向错误的被批判者进行最有效的斗争。
事实正是如此，在反右派斗争之后，这种政治意义上的百家争鸣得到强化，并且逐渐灌输到学术界中去。在对“右派”的一片声讨中，人们至少在表面上普遍认为“右派”学者利用“百家争鸣”来进行政治阴谋活动，从根本上歪曲了百家争鸣方针。反右派斗争扫清了学术界的乌烟瘴气，加强的共产党对学术思想界的领导，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使学术界的民主自由更有了保障。所以有学者说百家争鸣是使香花和毒草一齐出土，经过自由论辩使人们增强识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以便培植香花，铲除毒草，也就是锻炼马克思主义和发展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清除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意识。这就是当时报刊上所强调的一种观点，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从字面上看没有阶级性，不同阶级可以对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作为党的政策而提出，它就有了社会主义的薪义，那就是放社会主义百花，除反社会主义毒草的战斗意义。这种通过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确立起来的政治意义上的“百家争鸣”至少社表面上为学术界所接受。当时多数论者附和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学术上的“百家争鸣”，虽号称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资本主义一家，社会主义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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