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生征途第一站——上大学
我和高中同班好友黄建华首次离开泉州老家,是1950年7月到漳州参加新中国首届高考。从泉州到漳州一百五十公里左右,五个小时车程。当时道路崎岖不平,车颠簸摇晃,人虽年轻体健,还是在车上呕吐了一次。当时考场设在漳州市内浔源中学,浔源校园比培元大,也十分幽雅。我们在校内住了两天,考完就同建华到厦门大学找他叔叔。他叔叔是生物系黄厚哲教授,我们在他家笃行楼住了一夜。想不到三年后院系调整竟然转学入厦大,一来就长留厦大快六十年了。我和建华都是教会中学毕业的,老师也大部分是协和大学毕业的。学校都鼓励我俩报考协和大学,于是建华报化学系,我报中文系。当时报考大学不像现在考生如临大敌,我们似乎不当一回事,就像一次出游。大约隔了一个月,我在泉州文化馆正挥汗如雨地打完乒乓球,在阅览室翻阅报纸,突然看到《福建日报》刊载的今年高考录取名单有我和建华的名字,再几天我和建华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
协和大学在福建是一所负有盛名的美丽大学,坐落在闽江上游马尾到福州中站的魁岐岸边的山坡上。校园绿树环抱,曲径通幽,万花丛中,兀立两座宫殿式宏伟五层大楼,南北对峙山坡上,垂拱绿瓦,金碧辉煌。在石砌的文学院、理学院的大楼,时常能听见往返福州一马尾的轮船经过魁岐鸣呜的鸣笛声。这里如诗如画美极了。我们是从旧大学转变为新大学的第一届大学生。旧大学称国文系,解放后改称中文系。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学制及教学大纲,全是仿照苏联教育体制,但老师全部来自旧大学。苏联有《俄罗斯文学史》,我们就有《中国文学史》;苏联有《俄语史》,我们就有《汉语史》,以此类推都是仿照苏联的。当时协和大学不设校长,设立校务委员会主任,每系设系主任。我们中文系的主任是严叔夏老师,他是近代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儿子,也是台湾海基会首任会长辜振甫的岳父。当时他五十多岁,还很硬朗,操一口带着福州腔的普通话(那时叫官话),人很和气,没有一点架子。同学们知道他是严复的儿子,又是系主任,对他非常尊敬。一年级同班的同学只有七位,都来自福州和闽南地区,当时同学地方观念较重,相互来往较少。上的课有大一国文、现代文学选读、写作、文字学、文学概论。最受欢迎的课是俞元桂老师讲授的现代文学选读和写作。俞老师是福建莆仙人,高挑清秀潇洒,三十开外年龄。据说解放前他曾是著名的报刊记者,出过《通讯散文集》,因有实践经验,加上思维敏捷,口齿伶俐,深受学生欢迎。我的作文也颇能得到俞老师的好评。因此,我和俞老师接触多了,得到他的教诲指导也多。直到“文革”后,我们还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我去福州一定会去看望他,他来厦门也会来找我。20世纪90年代初,俞老师去世了,我深为悲痛。还有一位教大一国文的游老先生,福州人,讲课疙疙瘩瘩的。这位老学究的课常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有次,他讲解鲁迅的《阿Q正传》,有同学问:阿Q是女人还是男人?游老先生怔一下,徐缓地说,或许阿Q留长辫子,是女人。“女人”两字刚从他口中蹦跳出来,就引得满堂大笑。还有一次,他讲刘白羽的散文名篇《火光在前》,把文本中的“捕捉战机”诠释为“捕捉敌人战斗机”,又引起骚动。
我讲这些学生时代的趣事,完全不是嘲笑我过往的老师,而只是在说解放初大学的现代白话文教学由一些老先生承担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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