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传记篇）下篇（分析篇）第三章一生仇敌：彭玉麟与李鸿章 彭玉麟与李鸿章的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曾国藩大营中。两人见面后不久，就差点打了一架，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话说这一天，彭玉麟、左宗棠在曾国藩幕府中争论湖南人和安徽人谁更能打仗。当时，李鸿章刚来到曾国藩幕府中，他的处境是相当狼狈的，因为他之前组建的团练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然而，即便是在这种处境之下，李鸿章仍不改口中无人的秉性，竟与战功赫赫的彭玉麟、左宗棠，就湖南人还是安徽人更会打仗的问题，发生了争执。
当时，安徽人虽也和湖南人一样组建了不少团练，但战绩远不能和湘军比。彭玉麟、左宗棠说着说着，便开始嘲笑安徽人不会打仗，把一旁的李鸿章弄得很是尴尬。
李鸿章一向自视甚高，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待彭玉麟、左宗棠说完后，他便长篇大论，以曹操、朱元璋为例，替安徽人辩护。当时，参与闲谈的大多是湘军将领，基本上都是湖南人。于是，大家一起攻击李鸿章，把李鸿章惹火了。
李鸿章指着彭玉麟，大怒道:“好你个雪琴!你是在我们安徽的地面上出生的，你父亲安徽为官近二十年，你也在这边呆了十六年，今天你却要帮这群湖南佬，来羞辱我们安徽人吗!”
在彭玉麟的心口中，他始终是个湖南人。虽然他在安徽呆过十六年，但湖南是他的祖籍地，之后他又在湖南生活了三十年，在他的意识里，他是纯粹的湖南人，和安徽人扯不上联系。
最让彭玉麟不能接受的是，李鸿章居然将他父亲的事情作为论据。彭玉麟心想:李鸿章这回是真急了，辱人不及父母的基本原则都不顾了，得好好教训他一下。于是，他一声不吭，走到李鸿章面前，挥起拳头便向李鸿章砸去。李鸿章躲闪及时，侥幸逃过一拳。
在座的湘军将领一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去拉住彭玉麟。一场武斗因此得以避免。
曾国藩去世之后的彭玉麟与李鸿章，处在一种全面对峙的状态中。两人除了彭玉麟斩杀李鸿章的堂侄李秋升、彭玉麟逼退李鸿章的同年兼嫡系李宗羲、在处理樊口闸问题上彭玉麟与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针锋相对、彭玉麟参劾李鸿章的妻兄赵继元等具体案例外，还在两个大的方面存在着根本分歧。
第一个，即彭玉麟与李鸿章洋务思想的不同。相对而言，李鸿章更强调外，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甚至照搬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来达到富国强兵的口的。彭玉麟则更强调内，认为国家的富强主要靠自身政治的清明，购买铁甲舰、修建铁路、铺设电报线路等等洋务活动都是在学西方的“皮毛”，不是根本之策。
继1874年(同治十三年)侵略台湾失败后，日本于1875年(光绪元年)又侵略朝鲜，并在第二年逼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解除了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光绪五年)，日本又正式吞并琉球，改设为冲绳县。惨痛的事实一次次震动清政府，同时也促使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速度加快。
要建立近代海军，必须先解决船舰问题。李鸿章最初主张自己制造，后来转向以向英国和德国买船为主，造船为辅的方针。因为当时在中国造船，造价要远远高于从国外买船，李鸿章尤其属意大型铁甲舰，多次建议清廷购买铁甲舰，以震慑日本等国。
在李鸿章的努力下，中国海军作战舰艇的总吨位一度跃居海军世界大国的行列，在亚洲更是首屈一指。
与李鸿章不同，在中法战争之前，彭玉麟一直反对大量购买铁甲舰。他主张海军舰艇应以自己造船为主，多造十一七、八丈长的小轮船，用于防守海口。
十九世纪一七十年代，西方列强越来越加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边疆危急局势到了空前的程度。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和解决洋务军事工业原材料的供应问题，李鸿章决定倡导建造中国铁路。
1874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晋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洋务派主将恭亲王奕诉，“极陈铁路利益，请先造清江至北京铁路，以便南北转载运输”。但奕诉认为“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件事”及“两宫太后也不能决定此等大计”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想法。
李鸿章感慨万千，发誓“从此就绝口不谈修铁路”这件事了。然而，他感到中国交通阻滞，调兵运铜，缓不济急，同时他考虑到军事工业尤其是煤矿之类民用企业，产品产量激增，急需解决运输问题，并且此时的他逐渐意识到“求富”与“求强”的内在联系，意识到经济力量是国防力量的基础，只有发展经济，才是中国由弱变强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尽管他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一再碰壁，但仍在等待时机兴建铁路。
1876年(光绪二年)，丁日昌受命为福建巡抚后，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上疏建议在台湾修筑铁路以防外安内。李鸿章和沈葆祯一致支持丁氏的主张。1877年(光绪三年)，清政府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要他“妥速筹策”。
李鸿章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写信支持和鼓励了丁日昌，但这次修建台湾铁路的计划，虽经清政府批准，但最终因为缺少经费而中止。此后，李鸿章又多次主张在东南和西北两个地区修建铁路，以解决海防和边防问题，由于阻力过大，一直未能实现。
1880年(光绪六年)，淮军大将刘铭传上奏清廷，请求修建铁路，李鸿章得知后，立即写了一篇长达四千字的洋洋洒洒的奏折，支持刘铭传的建议。
与李鸿章积极推进铁路修筑事业不同，中法战争之前的彭玉麟坚决反对修筑铁路。他认为修建铁路会浪费大量的国家财产，有利于外敌人侵，会夺民生计。他请求清廷停止讨论修建铁路，而从修铁路的预算中抽出十分之一来，造十艘十一七、八丈的小轮船，用以防守海口。
中法战争期间，在郑观应的影响下，彭玉麟开始大规模接触外部世界。他开始留心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他开始主张多买多造铁甲舰，并且改变了他之前的那种以铁甲舰护卫两岸炮台的想法，主张出洋作战以掌握制海权。
同时，彭玉麟逐渐意识到，求强必须先求富，有钱了才能买铁甲舰、克虏伯巨型大炮。于是，彭玉麟主张大办近代矿业。
这是彭玉麟一生最重要的思想转变，自此以后，他在洋务上的许多观点，与李鸿章基本一致。不过，此时的彭玉麟依旧认为，国家的富强得靠政治的革新，坚船利炮是不能救中国的。这个道理，其实李鸿章比彭玉麟更懂，但只是在当时的中国，政治的革新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李鸿章注定只能当一辈子的“裱糊匠”。
彭玉麟与李鸿章的第二个大分歧，则是中法战争中主和还是主战的分歧。
1882年(光绪八年)底，法国内阁改组，新内阁实行极端侵略打一张主义，中法关系迅速恶化。面对法国的步步紧逼，清廷上下几乎一致地认为，应该予以还击。有的大臣认为应该保护越南，以确保越南对中国的藩属体制不被破坏，如果任由法军占领越南，不闻不问，则不但琉球不能恢复，而且朝鲜也会出现危情。另有大臣则强调越南与中国的唇齿相依的关
系，认为“保越”才能“固边”。
就在这时，出现了日本利用法国侵越的时机，开始侵略朝鲜的态势。因而，朝廷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觉得朝鲜、越南均为属国，两者相较，应以朝鲜为先为重。满族名臣宝廷说:“既失云贵，不可失朝鲜。”汉族名臣邓承修也指出直隶、渤海的战略地位并非滇粤可比。李鸿章所持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这也是他在处理中法战争中相关事宜时奉行妥协路线的思想基点。
就在清廷任命彭玉麟以兵部尚书身份主持两广军务前夕，清廷命李鸿章赶到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授权他节制全部广东、云南、广西边防军。但李鸿章心里却想着越南不如朝鲜重要，不愿去广东。他通过袁世凯的族叔袁保龄的关系联系到中枢大臣、清流派主将李鸿藻，成功促使朝廷收回成命。李鸿章的这一态度，与接到朝廷诏书就立马赶赴广东的彭玉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883年(光绪九年)年6月8日，李鸿章和法国新任公使脱利古在上海会晤。结束完会晤后，李鸿章向总署汇报说:中国海军现在还在筹建和训练中，只有北洋的扬威、超勇和南洋的扬武、超武几艘铁甲舰可以用于保卫海疆，各地都是兵单铜匾，与法国开战无疑是以卵击石，如今之计应当先与之周旋拖延，争取时间想别的办法。第二天，他又给张之洞写信，说
明法国是想因越南“1小”而“逞强贪利”，拒不承认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中法关系破裂是“意中事也”，但一旦开战，中国胜算不大。李鸿章苟且求和的想法，暴露无遗。
到9月份的时候，广东沙面洋人聚居区里发生了中国人焚烧洋人房屋的事情，而地方官听之任之。朝廷派彭玉麟赴粤办理防务，他也不对此事进行追究。此外，彭玉麟对来访的外国人概不接待，并且贴出告示，准许中国人仇杀法国人，又禁止各国商船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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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论治军之严肃，彭（玉麟）视杨（载福）为优。出处进退缓急，罔不心安理得，求之古大臣中，尚不多见，何论今人？
李鸿章：老彭有许多把戏。
张之洞：加官不拜，久骑湖上之驴；奉诏即行，誓翦海中之鳄。
陈宝箴：不要钱，不要官，不要命，是生平得力语，万古气节功名都从此。
《清史稿》：玉麟刚介绝俗，不通权贵。每出巡，侦吏不法辄劾惩，甚至以军法斩之而后闻，故所至官吏皆危栗。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
唐浩明：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求官、跑官、钻官、买官，又有多少人为了升官，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还有多少人或颟顸无能，或老迈病弱，却依旧占着一个职位不放。像彭玉麟这样一生辞谢六项崇职要缺，甘愿做苦役实事，甘于做普通百姓的人，衡之古今官场，实在是凤毛麟角，难寻难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