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建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南昌分所主任，江西省律师协会常务理事，兼任多所大学法学院客座／特聘教授及联邦华盈等投资机构董事长等职；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曾先后赴清华大学（EMBA）、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学习：从事律师职业二十余年，具有投资项目分析师资格、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等；主要业务专长为金融领域：公司私募及企业改制，主板、中小板、创业板IPO及新三板挂牌上市，境内外并购重组等。
　　
　　彭丁带，南昌大学法学教授，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执业律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国际私法学会理事，江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外部董事，江西省知识产权局特派员，南昌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等；担任南昌大学、江西省林业厅、南昌海关等单位常年法律顾问：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共10余项，在法律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专著、教材多部，在《法学评论》《求索》等发表法学论文数十篇。
　　
　　李俊平，法学博士，现任职于江西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法、劳动法，在国内核心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曾芳芳，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律硕士，江西警察学院教师、江西策源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江西省经济犯罪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曾任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干部、民事法庭助理审判员和审判员。

　　《著作权纠纷案例与实务/法律专家案例与实务指导丛书》共分5章，主要包括著作权概述、著作权侵权纠纷、邻接权纠纷：著作权合同纠纷和网络著作权纠纷。
　　《著作权纠纷案例与实务/法律专家案例与实务指导丛书》立足于著作权法律实践，精选39个著作权典型案例，每个案例由案情简介和案例评析两部分组成，其中案例评析部分对著作权纠纷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进行分析，系统全面地解读我国著作权相关法律规定。
　　《著作权纠纷案例与实务/法律专家案例与实务指导丛书》所选案例紧扣著作权实务，结合相关法律规范，具有针对性、示范性和指导性，既可以作为普通读者了解和掌握著作权法相关知识的启蒙读本，也可以作为从事著作权纠纷处理的法官、政府工作人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的参考用书。

　　《著作权纠纷案例与实务/法律专家案例与实务指导丛书》：
　　关于“葫芦娃”角色造型由谁创作的问题，两原告既未提供定稿的“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也从未就该作品进行版权登记。原告胡某提供的据以证明其作者身份的70页分镜头台本既不完整，也无作者署名和形成时间，每集片名系事后添加或有涂改，且分镜头台本并不等同于角色造型；原告胡某提供的“葫芦娃”造型美术作品3幅无形成时间和作者署名；原告吴某提供的《葫芦兄弟》《葫芦小金刚》人物美术资料6页无形成时间和作者署名，明显形成于《葫芦兄弟》影片完成之后，系事后制作，且上述造型稿与影片中的“葫芦娃”形象仍有差异，而原告提供的证人均未到庭作证，故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信。因此，两原告提供的上述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其独立创作了“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但是，涉案影片的影片目录、每集的完成台本和1996年上海某电影厂出品的《葫芦兄弟》系列VCD光盘的每集片尾工作人员名单均显示，造型设计：吴某、胡某，对该署名自影片创作完成至今双方均无异议，被告上海某电影厂亦承认两原告对系争造型所做的贡献。根据《著作权法》有关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的规定，法院据此认定，两原告共同创作了“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
　　（2）“葫芦娃”造型设计美术作品的性质。法律制度通常反映了一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和时代特征，对系争权属的判定，同样不能脱离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法律制度。其一，从宏观的社会现实角度来看，被告上海某电影厂提供的一系列证据显示，在涉案影片创作的当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被告作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影片的创作需严格遵循行政审批程序，影片的发行放映需严格遵循国家的计划安排，如根据上级单位下达的年度指标任务上报年度创作题材规划，根据年初规划组织安排人员落实，创作成果归属于单位，单位再将最终创作成果交由相关单位统一出版发行，年底向上级单位、政府部门汇报各项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等。在作品创作的当时，两原告作为被告方的造型设计人员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务，正是其职责所在，其创作的成果归属于单位是毋庸置疑的行业惯例，也是整个社会的一种约定俗成。其二，从当时的法律制度来看，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仅原则性地规定，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等权利。对于电影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及电影作品中哪些作品可以单独使用并由作者单独行使著作权均未作出规定。可供参照的1985年1月1日起生效，现已失效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也仅规定，用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的名义或其他集体名义发表的作品，版权归单位或集体所有。本案当事人在系争作品创作的当时，也不可能预先按照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的《著作权法》的规定，就职务作品著作权的归属以合同的形式进行明确约定。因此，认定两原告对其创作的作品于创作的当时享有著作财产权缺乏法律依据。其三，从微观的规章制度来看，被告提供的三位证人证言均证实，在涉案影片创作的当时，导演等工作人员均需完成上海某电影厂创作办公室每年下达的任务指标，其他创作人员跟随导演完成相应工作量。原、被告均认可被告就涉案影片成立了摄制组，并指派原告胡某担任导演，两原告任造型设计，此系完成被告交付的工作任务。可见，完成法人交付的工作指标任务，取得工资、奖金及相关的医疗、分房等福利待遇，创作成果则归属于法人，符合当时社会人们的普遍认知，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行为准则。其四，从取得的奖励来看，1986年3月被告上级公司下达的文件明确规定：自1月1日起创作人员实行酬金制。1986年8月18日广电部电影局发函明确表示奖金全额发给获奖影片的摄制组，其中60%发给主要创作人员；为鼓励导演努力拍摄出更多的优秀影片，从今年开始分给导演的奖金应适当提高数额。其制度设计本身亦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对影片主创人员创造性劳动的鼓励、尊重和其劳动价值的体现。上述文件结合两原告陈述、三位证人有关已领取酬金和奖励的证言及被告提供的财务凭证均表明，就系争作品的创作，两原告已取得远高于工资性奖金的酬金和奖励，自涉案影片最初播映的1986年起至2010年两原告起诉之日前的24年间，也没有证据表明两原告曾就此向被告提出过异议。而且，在系争作品创作完成的24年间两原告也从未就系争造型的著作权向被告提出异议。综上，根据系争作品创作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双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可以认定“葫芦娃”角色造型美术作品的著作权由被告享有，两原告仅享有表明其作者身份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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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著作权概述
1．郑某某诉储某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2．王某某诉上海某某商厦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3．某杂志社诉北京某信息公司、李某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4．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浙江某影视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5．上海某文化发展公司、胡某诉上海某股份公司侵害作品复制权、署名权纠纷上诉案
6．施某诉某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7．张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第二章 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例
1．杨某诉某某文艺出版社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2．朱某某诉海淀区某培训学校、北京某文化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3．李某与甘肃某报业集团、甘肃某报社及第三人兰州某图书发行公司、甘肃某书业公司复制权纠纷案
4．天津某技术公司与某书局著作权纠纷案
5．王某与景德镇市某广告策划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6．胡某、吴某诉上海某电影厂著作权权属纠纷案
7．某研究所等诉刘某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8．上海某文化公司诉某广播电视总台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9．邹某诉林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10．北京某汽车销售公司与某汽车制造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纠纷案

第三章 邻接权纠纷案例
1．王某某诉某音像出版社侵犯表演者权纠纷案
2．徐某某诉张某某侵犯表演者权纠纷案
3．河南某音像出版社与朱某、深圳某科技公司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案
4．四川某电器公司与孙某侵犯表演者权纠纷案
5．辽宁某音像出版社诉广州某演艺经纪公司等侵害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案
6．陈某与广东某文化公司侵犯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纠纷案
7．浙江某电视通信公司与中国电信某地分公司侵犯广播组织权纠纷案

第四章 著作权合同纠纷案例
1．北京某大学出版社与张某出版合同纠纷案
2．吴某诉北京某科技公司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案
3．周某诉北京某影视公司等委托创作合同纠纷案
4．蒋某诉岳某著作权许可合同纠纷案
5．上海某娱乐信息公司与王某等著作权合同纠纷案
6．北京某文化传媒公司与某文化公司著作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7．广东某影视公司与北京某文化公司等侵犯著作权纠纷案

第五章 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例
1．宁波某通信公司诉某电视台侵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2．深圳某科技开发公司诉哈尔滨某科技开发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3．某国际网络公司诉福州某科技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
4．北京某文化传播公司诉重庆某网吧网络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5．重庆某网络公司与广东某文化传播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6．王某诉某网络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
7．湖南某音像出版社与浙江某网络公司等邻接权纠纷案
8．李某等侵犯著作权案

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附录三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附录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附录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参考文献